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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的那种精神分裂与“文化错位”
，在同时拍摄这两部电影的过程中体现了出来，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环境，也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不后悔，比方说我花了两个小时在《侏罗纪公园》上，肯定要花一点时间才能重新回到《辛德勒的名单》。”
在他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这两部重要的作品完美地诠释了其艺术个性的二元性。
在斯皮尔伯格漫长的电影生涯中，他始终徘徊在艺术家和娱乐家的两极身份之间，在1993年那几个月里尤为明显，使他成了伟大的流行艺术家。
尽管他天性中纯粹取悦大众的一面似乎较为突出，但他作为电影人的优势，就像狄更斯写小说的优势一样，仍能从这种二元性中凸显。
从《辛德勒的名单》的恐惧中解脱，和幻想中的恐龙一起玩耍，可能也帮助他逃离了在大屠杀真实发生的地方重现大屠杀的绝望。
“一流智力的检验标准是，”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写道，“你能否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但仍能保持行动能力。”
对于环球影业而言，拍摄一部关于大屠杀的3小时黑白电影是一个高风险的商业提案。
虽然此前好莱坞已经拍过好几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3]，但还从来没有一家大制片厂如此固执地将这一主题以残忍的现实主义手法呈现。
“我曾非常肯定地向制片厂表示他们会血本无归，”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告诉他们，这部电影需要投资2200万美元，而且他们不能干涉我的拍摄，因为他们从中看不出任何信息。
我当时是多么悲观啊，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这本质上是一部关于种族仇恨的电影。
很高兴我错了。”
斯皮尔伯格不想赚取他所谓的“血汗钱”
，并提出放弃所有薪酬，直到环球影业收回其制作成本后，才接受低于正常百分比的电影租赁总额分红。
他从这部电影（最终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中赚到的所有钱，都将通过他的正义人基金会捐给犹太人组织，以及一些历史项目，比如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和斯皮尔伯格自己的非营利性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SurvivorsoftheShoahVisualHistoryFoundation）。
“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能让制片厂同意这个项目。”
斯皮尔伯格说，“……我从不吹嘘自己的成就。
但当时我说，好吧，感谢上帝，让我强壮得如同900磅的大猩猩，这样我才有能力让这个项目落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制片厂高管说：‘我们为什么不将这部电影的收益捐给大屠杀纪念馆呢？那样会让你快乐吗？’当时我一听到这话就马上充满了干劲。”
斯皮尔伯格觉得，那是某种“讯息”
，“让我下定决心马上拍摄这部电影”
。
MCA的总裁希德·谢恩伯格同意斯皮尔伯格拍摄这部电影，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先完成《侏罗纪公园》。
斯皮尔伯格承认，“希德很清楚，一旦我开始导演《辛德勒的名单》，便无暇顾及《侏罗纪公园》了。”
20世纪80年代末，斯皮尔伯格买下了迈克尔·克莱顿的一部剧本，剧本取材于迈克尔年轻时作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实习生，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急诊室实习的经历。
而这部《急诊室的故事》最终成了斯皮尔伯格第一部在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剧。
“有一天（1989年10月），我们在办公室讨论有关剧本内容的调整。”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碰巧问他，除了这个剧本，他手头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他说他刚刚完成一本关于恐龙的书，名叫《侏罗纪公园》，正在由出版商校对。
我说：‘你知道，我一直对恐龙很着迷，很想看看这本书。
’于是他塞给我一份经过校对的样稿副本。
我读完后第二天就给他打了电话，我说：‘我敢肯定，这本书必将引发一场激烈的竞标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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