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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俄国犹太人一样，他们首先在中国北部找到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后来又居住在上海的英租界，那里的犹太人社区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反犹主义在《太阳帝国》中只是一笔带过，吉姆透过车窗瞥见一些戴着纳粹臂章的人在上海街头追捕几个孩子。
在这两部电影中，战前的短暂和平被轴心国的军国主义暴力粉碎的画面蕴含着相关的情感。
作为一名以梦幻般的科幻小说成名的作家，也是斯皮尔伯格童年的偶像，巴拉德将他童年时在中国的奇异经历进行再度重构，这幅想象出的图景既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真实写照，又再现了一个近乎超现实的疯狂世界。
由于更倾向于透过梦境和电影影像来观察这个世界，斯皮尔伯格特别适合透过巴拉德的幻想视角来拍摄电影。
斯皮尔伯格和电影摄影师艾伦·达维奥以及艺术指导诺曼·雷诺兹合作，呈现出1941年的上海，美轮美奂，被无处不在的危险和噩梦般的焦虑深深笼罩。
达维奥的作品，可以与里恩及其电影摄影师弗雷迪·扬的最佳作品相媲美[23]。
达维奥如诗如画、纹理丰富的影像，以及在充满异国风情的外景地对光线微妙变化的敏锐直觉，使《太阳帝国》成为一场视觉盛宴。
除了雅努什·卡明斯基在《辛德勒的名单》中的黑白摄影外，没有任何斯皮尔伯格电影的摄影能超越《太阳帝国》。
想要在1987年3月的前3个星期开拍上海外景，就要提前精心筹备，这些工作包括肯尼迪和马歇尔与中国官方长达1年的沟通。
“这部电影准备得非常充分，可以算是我这一生最顺利的作品之一。”
达维奥回忆说。
当时中国正积极引进美国电影技术，这部斥资3000万美元、由华纳兄弟影业与安培林娱乐联合出品的影片，是好莱坞第一部在中国广泛取景的电影。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上海的大多数地标建筑几乎都没有改变，唯一要做的主要改变是安装带有繁体字的招牌，以及使用烟幕来遮挡部分现代建筑。
当地政府也还史无前例地为斯皮尔伯格封闭了7个街区的城市主干道，并提供了数千名临时演员。
在上海准备外景拍摄的第一天，助理导演大卫·汤布林“安排了群众演员的所有动作和一切活动，我负责安排车辆通行和保障道路畅通。
我画出草图，吩咐每一个人该怎么做。
就在这时，突然有5000人涌进了街道。
我简直要疯了。
我对史蒂文说：“‘哦，天哪!全都错了!’他说：‘看起来还不错。
’于是我说：‘准备机器，开拍。
’他对这一切的效果很满意，我可不想同那5000人争辩。
他对于这种事情总是得心应手。
他一点都不死板。
不管现场是何状况，他总能想办法让拍摄继续进行。”
斯托帕德和斯皮尔伯格共同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对故事的后半部分进行重点叙述，以及如何处理巴拉德所说的，吉姆在龙华战俘集中营所接受的“无情教育”
。
“这本书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画布，前景中设置了许多人物。”
斯托帕德观察到，“如果把所有这些都拍下来，最后影片可能长达四到五小时。
而原著作者和编剧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你得做出选择，但导演才是最终做出决定的人。
在集中营那部分，小说集中表现吉姆和他人之间几段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这几段关系并不是同等重要，但拍摄时你无法将所有关系都呈现出来。
对于史蒂文来说，他最感兴趣的是吉姆和贝希的关系。”
吉姆的代理父亲贝希由约翰·马尔科维奇扮演。
除了偶尔显露出仁慈的善意外，贝希也教会了吉姆残酷的生存之道。
正如巴拉德所说：“吉姆在成长过程中本可以避免遇上贝希这样的人，但战争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吉姆的亲生父亲（鲁珀特·弗雷泽饰）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傻瓜商人，他无视让自己“带着家人逃离上海”
的警告。
他从儿子的生活中消失，直到战争结束才重新回到儿子身边。
而那时，吉姆已经成长为一个眼窝凹陷、野蛮粗暴的小个子男人了，甚至已经记不清父母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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