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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普顿说：“因为他能够预料到和大卫之间会有矛盾产生。
他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直到1991年去世前，里恩都一直在筹备《诺斯特罗莫》。
）
“从我读到（巴拉德）这部小说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自内心地想要亲自将它拍成电影。”
斯皮尔伯格承认，“我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故事中采用成人的设定，哪怕在《雾都孤儿》中，主角也是一个孩子，他透过成人的双眼来看待当时的世界，与那些身体里住着孩子的成年人恰恰相反，这颠覆了我的感觉，而《太阳帝国》则成了我的信条。
之后我很快发现，导演这部电影和我迈入40岁的门槛（1986年12月）几乎同时发生，这并非巧合。
那时我决定拍一部表现成人主题和成人价值观的电影，尽管是通过我青春期以来都未曾变过的腔调。”
冒险进入里恩的领域，抑或说从他手里接下这个项目，斯皮尔伯格进一步诠释了艺术的男性气质[20]。
学生时代，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里恩的《桂河大桥》，那部电影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日本的集中营中。
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痴迷也是受父亲经历的影响，他父亲曾在中缅印战区担任B-25战机无线电通信员。
就像J.G.巴拉德小说中的代言人吉姆·格雷厄姆一样，年幼的斯皮尔伯格对飞机也产生了兴趣。
“我想这是一种迷恋。”
斯皮尔伯格在1991年这么说，“我觉得对我的电影进行精神分析很有趣，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是有意识地喜欢飞行，而且在我所有的电影中都有飞行。
但我害怕在现实生活中坐飞机，我想这正是有趣的矛盾之处。”
对于斯皮尔伯格和吉姆而言，飞行象征着逃跑的可能性和危险，吉姆与战前的自我和社会越来越疏离，这反映在他对驻扎于某处营地附近机场的日本飞行员的英雄崇拜上。
“我认为日本人真的对中国人非常残忍，所以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同情。”
巴拉德回忆，“但小男孩们总喜欢尽可能地找到他们的英雄。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日本人真的非常勇敢。
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怀有复杂的爱国主义和忠诚。
吉姆不断地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设想，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是日本人，但后来当美国人驾驶着他们的野马战斗机和B-29轰炸机呼啸而过时，他又被美国人深深吸引住了。”
《辛德勒的名单》改编自托马斯·肯尼利关于大屠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正义的非犹太人奥斯卡·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故事，故事版权在1982年小说出版后不久就被环球影业买下。
希德·谢恩伯格和其他好莱坞人士一样非常了解斯皮尔伯格的心思，认为这部小说对斯皮尔伯格而言是极具挑战性的题材，无论是其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位艺术家。
斯皮尔伯格对此深表同意。
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斯皮尔伯格都在纠结自己是否能够驾驭这个“难度极大的主题”
，正如他在1989年一次采访中说道：“一部有关大屠杀的故事片，会被放到显微镜下好好研究，从《塔木德》[21]学者到泰德·科佩尔[22]都会对它仔细审视。
所有细节必须是准确的，必须是公正的，不能有丝毫娱乐。
但当你真正开始拍这部片子时，很难做到不违反其中任何一条或所有这些自我强加的规则。
所以这部片子才被搁置了这么多年。”
如果一开始没有听到吉姆·格雷厄姆讲的那个有关“童真之死”
的故事，斯皮尔伯格就不可能拍出这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
《太阳帝国》中遭到战争破坏而陷入混乱的上海街道，和《辛德勒的名单》中波兰克拉科夫犹太人区有着诸多视觉相似之处，给观众的心灵带来了巨大冲击。
两部电影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集中营里，但《辛德勒的名单》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它不仅包括了发生在普瓦舒夫集中营的故事，还涉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事情。
《太阳帝国》中，吉姆被迫与母亲分离，并在上海拥挤的街道上丢失了心爱的玩具飞机，令人感到十分悲伤。
而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许多犹太母亲疯狂地追在卡车后面，尖叫着、哭喊着，毫无预料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带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痛苦更是惨烈百倍。
斯皮尔伯格承认，自己家庭破裂所带来的童年创伤尚未愈合，这反映在他对吉姆遭遇的强烈体认上。
吉姆被迫与父母分离，独自在一个陌生而又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长大。
上海的背景设定，对斯皮尔伯格个人来说也有重要意义，但他没有就此公开讨论。
他父亲那边的一些亲属，谢奇克家族，在逃离祖国俄罗斯的迫害后迁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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