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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1812年战争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到外敌袭击。
事发地附近的洛杉矶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两天后，刚过凌晨3点，洛杉矶海岸线上空便发现身份不明的敌机，整座城市响起了持续长达45分钟的高射炮声。
《洛杉矶时报》在2月25日的增刊中惊呼：“洛杉矶遭遇了空袭!”
尽管尚不清楚是什么招致了最初的猛烈攻击——可能是一只飘错方向的气象热气球——洛杉矶居民还是陷入了极度恐慌。
整座城市都流传着目击敌机的假消息，还有虚假报道声称4架敌机在城市上空被击落。
当人们蜷缩在屋子里寻求庇护，或在漆黑的街道上抱头乱窜时，1440发防空炮弹的弹片如雨点般下落。
一名男子被一枚炮弹炸伤，假想的“空袭”
造成了灯火管制，有5人在此期间死于心脏病或交通事故。
《一九四一》的摄影师威廉·A.弗雷克，当时还是海岸警卫队运输船上的一位年轻信号员，在圣佩德罗港亲历了这一事件。
在弗雷克看来，“一切都太突然了，我惊讶得合不拢嘴，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
从圣佩德罗到马里布，这景象看上去就好像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般，我们没想到战争会发展到这一步。”
这一离奇事件，或许为对战时过度恐慌的破坏性讽刺和国内的种族主义焦虑提供了判断框架。
人们很容易想象普莱斯顿·斯特奇斯[10]会怎么处理这个故事，他的战争喜剧《摩根河的奇迹》和《战时丈夫》曾犀利地嘲讽了普通美国民众隐蔽的易受伤害性。
但社会讽刺，无论秉承多么滑稽可笑的精神，都不能太脱离现实而变成彻头彻尾的凭空捏造，那样会极大程度削弱讽刺力度。
举一个《一九四一》中最糟糕的例子，好莱坞大道上空进行的空战加强了视觉冲击，却也削弱了电影的可信度。
编剧脱离了洛杉矶“空袭”
的大部分社会语境，让电影的可信度成了问题，而正是这些语境才能突显此次事件的意义。
米利厄斯幸灾乐祸地称为“政治不正确”
的闹剧，削弱了片中角色对“日本鬼子”
的极度恐惧。
影片最关键的疏漏是没有提及对洛杉矶日裔美国居民的围捕，以及他们被驱逐到拘留营的事实，这个过程最早在炮击实际发生前的一周就已经开始。
电影回溯了1941年11月13日的白天和黑夜，以加强珍珠港事件的迫近感。
编剧们纯粹为了喜剧效果，将1943年洛杉矶的阻特装暴动[11]也融入影片中来，却几乎没有提及导致那场暴乱的反西班牙裔歧视。
承认战时加州地区种族主义偏见的真实程度，会让该片对战时癔症的讽刺更加深刻，更加令人不安。
但是斯皮尔伯格也承认，“我对《一九四一》灵感匮乏”
。
他后来觉得，如果这部电影由泽米吉斯导演，可能会拍得更好，泽米吉斯对《一九四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觉得这部电影“非常黑暗，非常犬儒主义”
。
确实，如果由泽米吉斯来导演，电影的结局会在黑暗和犬儒主义的编年史上写下新的篇章：狂热的好战主义者沃利·斯蒂芬斯（博比·迪·西科饰）是“埃诺拉·盖号”
[12]轰炸机上的投弹手，为了对输掉的劳军联合组织（简称USO）舞蹈比赛加以报复，向广岛投下原子弹。
泽米吉斯遗憾地说，这样的结局“对每个人来说都太过离谱，当时没人愿意听我的”
。
编剧们不负责任地将众多历史事件混为一谈，破坏了约瑟夫·W.史迪威少将（罗伯特·斯塔克饰）在好莱坞大道的电影院里观看迪士尼电影《小飞象》的难忘一幕。
这个场景的灵感源自史迪威从华盛顿特区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信中记录了他和副官1941年12月25日的活动轨迹：“我们在一家餐馆吃了美味的圣诞晚餐，但是看了《小飞象》后，这种快乐逐渐消散。
大象金字塔倒塌时，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我们一连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小飞象》。”
史迪威当时是第三军团的指挥官，驻扎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利，负责从圣路易斯奥比斯波以南到圣迭戈之间的加州海岸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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