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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们将《放学后》的场景设置在泽米吉斯位于芝加哥的家乡。
但斯皮尔伯格将故事的发生地改到了自己的家乡凤凰城，那里安静得多。
在正式开始前期工作前，斯皮尔伯格的剧本却写不下去了。
“我想史蒂文有点不堪重负了。”
盖尔说。
在斯皮尔伯格邀请电影摄影师凯莱布·德夏奈尔加盟该片之后，转折点出现了。
盖尔回忆说，德夏奈儿“读了剧本却并不喜欢，他说：‘这太糟糕了。
’史蒂文并没有真正关注《放学后》究竟要拍成什么，他真正想拍的关于孩子们的电影最后变成了《E.T.外星人》。”
斯皮尔伯格解释了自己放弃更早的那部儿童电影的原因，他说：“我还不够成熟，没法拍摄《成长》。”
但是几年后他遗憾地承认：“我想拍一部小电影，不是《安妮·霍尔》那样的，而是一部私密的电影，因为我还没遇到我的安妮·霍尔。
他们说，任何人都可以拍一部小电影，而我们希望你拍大片。
我真是太反复无常了，最终我还是同意去拍了大片。
我继而有点自暴自弃地投入《一九四一》中，我并不关心我所讲的故事是有趣还是无聊，或者影片是不是太过夸张。
……大约在拍摄的第145天，我意识到，是这部电影在导演我，而不是我在导演这部电影。”
“我们现在才意识到，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接手我们的故事，”
《一九四一》拍摄结束后，泽米吉斯说，“当然我们不是指史蒂文不正常。”
至少从表面上看，斯皮尔伯格是20世纪70年代末好莱坞最理智的年轻电影人之一，甚至是最保守的。
但他自己的一部分还是想融入那个时代“狂野与疯狂”
的幽默当中，约翰·贝鲁什、丹·艾克罗伊德还有其他《周六夜现场》的那群家伙就是这种幽默的典型代表。
“我必须说，在我美好、保守的生活以外，自己的一部分可能像米利厄斯以及这部电影的两位编剧一样疯狂。”
1996年，斯皮尔伯格在关于《一九四一》幕后制作的纪录片中说道，“……我认为这部影片会是个破坏家具、打碎玻璃的好机会。
这部电影的创作和导演过程就好像在参加一场撞车大赛。”
斯皮尔伯格一生都需要通过同化以寻求保护色，因此想要宣扬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导致《一九四一》成了他所认为的“完全的概念化灾难”
。
尽管斯皮尔伯格还没有放弃自制力，像贝鲁什等20世纪70年代演艺界其他年轻人那样自我毁灭地沉迷毒品，但他仍然感到不舒服，似乎与他那一代人格格不入。
《时代》周刊恰如其分地将《一九四一》概括为“动物屋发动的战争”
，一部庞大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现代主义闹剧。
影片演员阵容强大，由贝鲁什和艾克罗伊德主演，概括性地讽刺了珍珠港事件一周后洛杉矶歇斯底里的反日情绪。
斯皮尔伯格从约翰·兰迪斯1978年执导的《动物屋》中发掘了贝鲁什和蒂姆·马特森，而兰迪斯自己则在《一九四一》里出演了摩托车信使的小角色。
片中低俗的性暗示和对社会讽刺的愚蠢尝试，正如《好莱坞报道》的罗恩·彭宁顿所说：“让《动物屋》相形之下看上去好像一部高度复杂的喜剧[9]。”
风格和情感的冲突从开拍第一天就显而易见。
“这不是一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
导演一直问自己，“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泽米吉斯和盖尔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为《坦克》做前期研究时，偶然发现了鲜为人知的“洛杉矶大空袭”
，以及引发空袭的一系列事件。
“尽管《一九四一》改编自二战时南加州发生的真实事件，”
盖尔在其由电影剧本改编的小说中写道，“很多情况下，为了突出戏剧性和娱乐效果，为了廉价的哗众取宠，甚至博取观众一笑，真相被篡改、被掩饰，直至被完全抛弃。”
事实是这样的：1942年2月22日晚上，一艘日本潜艇向圣巴巴拉以北12英里南加州海岸的油田发射了约20枚炮弹。
炮弹几乎没有造成破坏，其中一枚击中了距海滩四分之一英里处的油井井架，另一枚未爆炸炮弹的雷管几天后炸伤了试图将其拆除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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