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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镜头要求一名演员走近他的一群同伴，然后说：‘你们谁想喝杯可乐？’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好吧，我就是觉得我该问问。
’在这个简短的镜头里，摄影机移动得很快，推进、旋转，然后聚焦于拍摄对象身上。
如果导演是个好导演，不把画面拍好是不会罢休的，但有时候一拍就刹不住。”
“我们的钱基本都花光了，”
布里斯说，“下雨对我们来说更是致命一击。
我有张我们租来的查普曼摇臂停在雨中的照片。
算上司机，我们一天就要花750美元。
我们拍了不少很不错的镜头，（在那个周末之前）一切都棒极了，但我们还不满足。
我们拍完了全景镜头、赛车镜头，6000到7000英尺的胶片（大概是一小时多点的电影），但没能拍完剧情部分。”
“钱用完了之后，史蒂文非常沮丧，”
达维奥说，“在《随心逐流》之后，他试过用塞尔日正在拍摄的玩偶模型去做一部16毫米的短片。
我只知道他必须有所行动。”
1987年，斯皮尔伯格的妻子艾米·欧文为庆祝他的生日拍摄了一部传记电影《公民史蒂文》（Steve），其中包括一段《随心逐流》中45秒的蒙太奇镜头，这部电影被半开玩笑地称作斯皮尔伯格人生中的“莫扎特视角”
，“未完的交响曲，未完的电影”
。
斯皮尔伯格和布里斯用来拍摄《随心逐流》的实验室——联合电影工业公司（CFI），因为电影人无法支付报酬而扣留了电影的胶片，到了1987年，这段影片还躺在好莱坞实验室的架子上。
后来斯皮尔伯格将胶片买了回来。
尽管《随心逐流》的命运是不幸的，但达维奥拍摄出来的充满动感和诗意的自行车比赛场景，让人得以窥见斯皮尔伯格年轻时的才华。
在这个项目失败之前，斯皮尔伯格带着他个人独有的谦逊和自我意识向学生记者乔·玛丽·巴加拉阐释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哲学：“我不想像安东尼奥尼[25]或费里尼那样拍电影。
我不想拍那种只给精英看的电影，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欣赏我的电影。
打个比方，就算一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在爱荷华州的苏城上映，人们还是会成群结队地去看《地仙号快车》（1967年迪士尼的奇幻片）。
但我确实希望我的电影有一个目的!我只想用我的电影来表达我要说的，我所接近的东西，一些我可以传达给观众的东西。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创造出了一种风格，那么这就是我的风格。
我努力保持原创性，但有时，即使是原创性也会变得风格化。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20岁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形成一种风格。”
1968年6月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广播电视网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减少电视节目中的暴力镜头。
就在查克·西尔福斯为这个问题焦头烂额时，斯皮尔伯格刚好出现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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