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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长大就越难以接受。
《E.T.外星人》充分表达了我的感受。
埃利奥特一发现E.T.，便紧紧抓住不放，毫不犹豫地宣布：‘我要留下他。
’他是认真的。”
第一次搬家所带来的焦虑，可能有助于解释斯皮尔伯格的一个怪癖，他说：“我从4岁起就开始咬指甲。”
他从家乡辛辛那提搬到新泽西州时刚满3岁。
在解释为什么总是能保持比较乐观的心态时，斯皮尔伯格说：“在成长过程中，我别无选择。
我想是因为小时候被那么多消极的东西包围着，我只能求助于积极的东西。
我认为这是我们家的遗传，因为我母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思考者。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学会且能拼写的第一个句子——要不是我妈告诉我，我现在都快忘了——是‘期待’（Lookingforwardto）。
这句话总是与我的祖父母有关。
祖父母每次从俄亥俄州到新泽西州来看我，我都会很高兴。
我母亲会说：‘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他们两周后就来了。
’一周后她又会说：‘这真值得期待，还有一周就能见到他们了。
’”
在搬到新泽西州的头三年，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南29街219号的华盛顿公园公寓，那是一栋红砖砌成的复式居民楼。
尽管这栋公寓看上去像士兵的营房，但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正如家族好友米丽娅姆·福尔曼所说，这里被认为是“所有年轻犹太夫妇居住的地方”
（现在这里主要住着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
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时，史蒂文的第一个妹妹安妮于1949年圣诞节在费城出生[8]。
1952年8月，斯皮尔伯格一家搬到了几英里之外的哈敦镇郊区，毗邻哈敦菲尔德。
那是一个富裕丰饶、风景如画的村庄，18世纪早期曾有1.7万英国和爱尔兰贵格会[9]教徒在此定居。
美国无线电公司许多其他的雇员，以及与该公司有生意往来企业的一些员工，也住在哈敦菲尔德地区。
虽然斯皮尔伯格一家是从卡姆登迁到哈登镇的年轻犹太家庭之一，但他们搬到郊区也是迈出了家庭的重要一步。
从文化角度而言，这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混杂的社区，在那里，犹太人要想被接受，必须先被同化。
“1945年以后，美国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变得与美国推崇的价值观极为接近，”
爱德华·S.夏皮罗在《治愈的年代》中写道，“……战后美国犹太人流动性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向郊区的迁移，以及向中产阶级的晋升。
在反映国家发展现状中，犹太人的这种人口变化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
历史学家亚瑟·赫茨伯格[10]预计，在1945—1965年之间的20年里，每3个犹太人中就有1人离开大城市迁往郊区，这一比例高于其他美国人。
犹太人倾向于往郊区聚集，一些勇敢的开拓者甚至搬到了几乎没有犹太人居住的郊区。”
在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整个美国由旧都市垂直紧凑的住房模式向万花筒般排列的郊区住房模式转变。
这些郊区住房有草坪和后院，有洒水装置，还有供孩子玩乐的场地。
在这种快速复制的莱维顿[11]模式背后，是一种麻木的统一。
这种房屋外观枯燥乏味、缺乏想象，只有空洞的安全感，在20世纪50年代末不断地遭到谴责、讽刺和质疑。
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带着一种更加耀眼的光芒出现，照耀在艾森豪威尔时期[12]中产阶级美国生活的排他主义和父权主义之上，标志着典型郊区的到来。
因此，20世纪50年代许多在郊区长大的人，回忆起当时的环境时，会带着一种既怀旧又尴尬的混合情绪，而“郊区诗人”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电影中捕捉到了这种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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