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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994年自己重燃犹太教正统观念的那段时期，莉亚觉得，在史蒂文的成长岁月里，除了合家欢庆的安息日和犹太节日外，犹太教那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
。
“莉亚的父母还是犹太教正统派[7]教徒的时候，加入了一个保守的犹太教堂，”
阿诺德说，“但他们过安息日。
他们在安息日什么也不做，除了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候，波斯纳先生不得不工作。
莉亚和我刚结婚时，我们都很守教规，后来她说：‘我们得摆脱犹太教规。
我想吃龙虾之类的东西。
’因此我们不再遵守教规。
但是她又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我们又重新遵守教规。
就这样反反复复。
但当她嫁给（她的第二任丈夫）伯尼·阿德勒时，由于丈夫非常虔诚，她也保持了完全的正统派戒律。”
离开辛辛那提后，斯皮尔伯格夫妇倾向于只在拉比或莉亚的父母来访时才遵守犹太洁食戒律。
就像史蒂文说的那样，他们所遵守的不过是“表面上的洁食戒律”
。
一次，莉亚正准备煮三只活龙虾当晚餐，突然听到拉比把车停在他们家的车道上，史蒂文赶紧把龙虾藏到床底，直到拉比离开。
如果莉亚和阿诺德觉得被传统的、逐渐衰败的家乡环境所限制，甚至觉得有些窒息，愿意勇敢面对离开家乡所带来的身份异化和身份丢失，那么他们就会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那一代开拓新生活的美国人的典型代表。
“在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战创伤后的最初几年，美国梦所追求的不再是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个人自由，而是经济上的个人自由，”
大卫·哈伯斯坦在《五十年代》中写道，“年轻男女渴望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员，他们追求物质上的幸福，尤其是由稳定工作带来的富足。
对于那些刚从大学毕业，年轻而满腔热血的退伍军人来说（他们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帮助下接受了大学教育），安全感意味着在待遇好的大公司里找一份稳定的白领工作、结婚生子、在郊区买房。
在那个普遍怀有善意、财富不断增长的时代，很少有美国人怀疑社会的美好本质。”
32岁的阿诺德·斯皮尔伯格那时刚刚从辛辛那提大学毕业，1949年6月被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聘用，在新泽西州卡姆登的一家制造厂工作，此处与费城隔着一条特拉华河。
“我以为美国无线电公司是雇我去做电视节目的，”
阿诺德回忆说，“可我进入公司后，他们并不提供电视台的相关岗位：‘你以后就在军用电子部门工作。
’我开始做电路开发，随后参与了计算机技术发展方向的先进电路研发。
试图验证‘我们是否要用到电子管？我们是否要用到磁铁？’，那时晶体管才刚刚投入应用。
‘我们要用到晶体管吗？’我们总是争辩哪一种设计会更适用于计算机。
我们很早就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除了模拟计算机，我大学时对计算机的其他方面不甚了解。
直到进入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我才开始对计算机产生兴趣。”
虽然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大卫·萨莫夫是犹太人，使该公司对犹太人更加友善，但阿诺德所从事的电子领域在当时仍然由欧裔新教徒主导。
20世纪50年代，随着冷战开始以及美苏科技竞争加剧，美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中针对犹太人的许多长期限制开始放宽。
阿诺德从这一变化中受益，并成了这个新兴领域的佼佼者。
由于追随着更好的事业发展机遇，以及计算机产业的向西迁移，他不得不带着家人一起不断搬迁，他的家庭也由此饱受漂泊之苦。
“每当我刚刚习惯一所学校、熟悉一个老师、交到一个最好的朋友，”
史蒂文回忆说，“一块‘房屋待售’的牌子就会插在家门口的草坪上……接着就是那些不可避免的告别场面，在火车站或停车场，收拾行李准备去往某个地方，或者在机场，我所有的朋友都会来送我，我会与每个人道别，然后独自离去。
我一生中经历了四次这样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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