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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如何，大唐早期各种将帅都有，济济一朝，共成厥功。
随着一流大统帅的凋零，二流统帅也在唐高宗晚期和武则天临朝初年相继谢世。
李劫死后一年，薛仁贵就有大非川之被歼；又六年，复有李敬玄青海之丧败，丧师辱国莫此为甚!稍后朝议有攻势和守势国防的辩论，唐高宗衡量“宿将旧人多从物故”
，感慨“李劫已后，实无好将。
当今以张虔勖、纪及善等差为优耳!”
而来恒也答以“今无好将，诚如圣旨”
。
显然早在一流大统帅相继凋谢之时，唐高宗已感觉到继起将才缺乏的压力，曾于显庆二年（657）六月特颁《采访武勇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勇冠三军，智兼百胜，有谋略，能治军等人才。
这时统帅人才缺乏的问题就已经突显出来。
其后太学生魏元忠赴东都上封事，详论命将用兵之道，就更指出此问题的重要性，兼论及军纪军风的问题。
一是不杀败军之将如薛仁贵等，显示军纪疏亏，无以劝来者；二是“今罚不能行，赏亦难信，故人间议者皆言‘近日征行，虚有赏格而无其事’比者师出无功，未必不由于此”
;三是“自苏定方定辽东，李劫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数年纷纭，真伪相杂，纵加沙汰，未至澄清”
;四是“今之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口马，所求惟财物，纵使行军，悉是此属。
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
。
武则天这时参预朝政，根据所著《臣轨》特列《良将》一章，论述良将的素质与条件，显示她是重视将帅人选的；但是却并未帮助高宗改善此方面的缺点，到了她独治时情况更糟。
例如她将已算是三流统帅而威镇突厥的程务挺、王方翼杀死或流放而死了，张虔勖、黑齿常之后来也被酷吏诬构而死，可谓自毁长城。
登基前她命素无统领大军经验的韦待价率三十六道总管远征吐蕃，遂致大败；又三度命和尚情夫薛怀义统大军北征东突厥，幸好未遭遇敌军，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乔知之在同城的侨置安北都护府任监军，上表批评当前的军队，说“臣比来看国家兴兵，但寻常轨。
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
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
遂使夷狄乘利，轻于国威，兵愈出而事愈屈。
盖是国家自过计于敌尔，故非小丑能有异图”
。
因此他颇为悲观的说：“陛下今日不更为之图，以激励天下忠勇；但欲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将，冀收功于异域，建业于中兴，则臣之愚蒙必以为未可得也!”
稍后薛谦光亦上疏论时政，其中指出当今取士，“才应经邦之流，惟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
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伪；周勃虽雄，乏陈平之智略。
斗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
，希望慎选能谋之统帅人才。
武则天的统帅人选既然如此，那她的军队又怎样呢，为何至于“兵愈出而事愈屈”
?
大唐自唐太宗即位以来，亲自训练军人战技并决行赏罚，故培养出一时劲旅，迅速平灭东突厥。
此后战时除了征调正规的府兵组成行军以赴战外，也颇招募临时的兵募及允许义征参战，如青年时的薛仁贵就曾因为不合募格而自携武装参战的，士气极为高昂。
然而诚如太学生魏元忠的封事所说，在唐高宗中期远征朝鲜三岛之时，军人已因赏罚不明、军纪败坏，而严重影响了士气。
他的指陈在刘仁轨所上的朝鲜军情报告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刘仁轨当时勒兵镇守百济，据他的报告，大唐远征兵募有如下的情况：他们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惟望西归，无心展效。
今日官府与往昔不同，人心又别，战死者更不借问，有功勋者不被纪录，而有钱人家却可以逃脱征役。
出征之初悬以高官重赏，百般引诱，俟到战地则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而且勋官优先被征，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
征调时原谓只出征一年，故兵募仅带一年资装，今已离家两年，故装备单露，加上补给线长而不易充分补给，使兵募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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