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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张无异是要提供武则天另一类思考，一方面要抵制那些“贪夫之议”
，另一方面则要打消武则天“黩兵”
之思——称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
的她，若无好大喜功之心，谁能让她点头实施金钱外交和穷兵黩武?尽管武则天没有采纳他放弃四镇的建议，然而狄相公显然也不能算失败，以他
在神功元年（697）提出主张为分水岭，此后武则天基本上就在诸边以维持国际现状为准，正北甚至退守本土，同时答允吐蕃和东突厥的和亲，谅解突骑施的逼逐阿史那氏可汗；尤其在狄仁杰死——久视元年（700）九月前四个月，七十六岁的她终于觉悟，取消了“天册金轮圣神”
的伟大尊号，回复一个寻常“皇帝”
的角色。
虽说这种觉悟与她此时的思想信仰有了变化关系更大，但是国防外交的挫折，也不免是影响她放弃自我尊大的因素之一。
两害相权，说服自我尊大、威权独任的武则天，让她追逐个人享福，总比让她继续追求夸张外交和国家征服好——何况西边和北边总是战败的多。
狄仁杰被自大的武则天尊称为“国老”
，让百姓推崇为贤相，要从这个角度去体会才成。
武则天晚年国策的转变当然值得重视，不过为何大周一再败仗，也值得进一步检讨。
登基初左补阙薛谦光曾经上疏，检讨国防上出现了两个隐忧，一是因外交政策而埋下的，另一则是因国防政策和军队本身而产生的。
外交政策埋下了什么问题?
首先，武则天在刚临朝称制之时，就进行了官称与制度的改革。
在国防外交方面，她自以为本着兴亡继绝的精神，以复立属国君长之后为己任；同时命令“其都护、汉宫及镇兵等，并悉放还”
。
西突厥两可汗就是在这种政策下复国的。
匆促撤退这些国家的监护系统而无配套的措施，无异实质让他们迅速恢复独立，或许可以博得兴亡继绝的称誉，但对国家安全则是十分不利。
诚如薛谦光的疏章所说，他以五胡之乱为例，顺着郭钦、江统徙戎的论点，提出如下的警告：“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叼殊奖。
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黄门。
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
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
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归蕃。
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从横之智；及归部落，鲜不称兵。
边鄙罹灾，实由于此。”
因此，薛谦光更进一步忧虑说，脱使“备守不谨，边防失图，则夷狄称兵，不在方外”
，揆诸东突厥和契丹的起兵均在大周边疆发生，可证此言也非危言耸听。
为此，他建议“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在中国，亦可使归蕃，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
他的忧虑和建议没有被采纳，后来曾当武则天宰相而后又再任复辟皇帝宰相的李峤，则另从财政困窘的角度上书，干脆建议“远方夷人，不堪治国，向务抚纳而官之；非立功酋长，类靡俸禄，愿商度非要者，一切放还”
。
亦即武则天时期，因外交所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二，一是国防的，一是财政的。
其次，国防政策和军队出现了什么问题?
武则天既然不是要调整国策为内敛化，不是真的要放弃属国和盟主地位，却要将兵力作战略性的撤退，无异是矛盾的思考，授敌以机，战火之起将是迟早之事，故吐蕃乘虚大入安西，然后破我焉耆，逼我敦煌，能不烧及本土则已是大幸。
闻鼓思将，用兵求精，但这两个项目恰是武则天的弱项。
先论将才的选用。
大唐有如此高度的国际地位，与他的大战略卓越和战果辉煌有密切关系。
如果以唐太宗、李靖、李劫为一流大统帅的标准——即能综览全局，善于统率指挥大兵团，却又能以最小的兵力歼灭强敌大军，迅速获得最大战果，达成国家最大利益者，则侯君集、苏定方、裴行俭、刘仁轨等只能算是二流统帅，至于薛万彻、薛仁贵、王方翼、程务挺、张虔勖、王孝杰、黑齿常之等仅能算是战将或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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