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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对武则天、太子和默啜来说,无疑是各怀鬼胎的事?
大唐领土辽阔,由本部与羁属两大部分组成。
本部是指实质统治的直辖领土,至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时已大定,东至于海,西至于焉耆,南尽林邑,北接薛延陀。
本部以外,大唐还有形式统治的羁属领土,行使形式统治权的对象是臣属诸蕃。
他们各依国部大小列置为府州县——即与直辖正州不同的羁縻府州县,分属边州都督、都护所领,前后有纪录者凡六百五十六个府州,数目几乎是正州的一倍。
大唐羁縻府州如此之多,他们事实上是大唐的自治属国或属部,都督和刺史就是他们的君主或酋长,因此他们与宗主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准国际关系,也可视为单一的国际组织,共同构成了大唐世界圈。
此外,亚欧诸不臣属于大唐的国家,就是唐人所习称的诸蕃国。
广大的直辖和羁属领土,其实是从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逐渐扩张而来,此又与大唐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经常用兵的结果有关;显然这是大势所趋,宜非单纯的穷兵黩武。
例如林邑国(在今越南中部)曾因言语不恭,有人劝唐太宗遣兵讨伐。
唐太宗答道:“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翦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
显示他能自制,深知用兵是不得已之事。
唐太宗一生戎马,最大的败笔是亲征高丽,但确与他屡次以宗主身份调停三国纠纷不果,故不得已出兵有关。
他所扮演的角色,调停语气,乃至持续用兵,后来皆被高宗所沿袭。
代天理物的万国之主,若苦口婆心调停不果,能不为维持颜面与国际秩序而出兵吗?大唐皇帝一度作为万国之主,国家也的确万邦来朝,大唐声势因此远扬,世界的文化、经济从而加强,应该是值得大唐子民肯定而自豪的事。
当每州诸蕃使至京朝集,或者不臣属于大唐的诸蕃国使节来唐交聘之时,真是极一时之盛况。
大唐外交惯例:西蕃诸国通唐使处悉置铜鱼,雌雄相合各十二只,皆铭其国名,雄者留在内,雌者付本国。
如其国使来,正月则持第一鱼,二月持第二鱼,如此类推,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礼予以接待。
接待机关是相当于外交部的鸿胪寺,此寺在武则天临朝时改官称为司宾寺,所属的客馆置有译语人,相当于外交宾馆。
到了大周证圣元年(695)九鼎和天枢先后落成,于是在举行合祭天地大典、加尊“天册金轮圣神皇帝”
的同月,武则天更颁下九月五日敕令:“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俱在南海)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
显然有引诱万国来仪,以夸耀尊大之意,东突厥可汗默啜就是在翌月遣使入朝,被封为“归国公”
的。
降至武则天重立废帝庐陵王为太子,大举兴兵有效地抵抗了默啜入侵后的翌年——圣历三年(700)三月六日,复颁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在泰国、老挝间),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在叶尼塞河流域),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在黑龙江下游),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
其使应给料,各依式。”
武则天以扩大供给程料的范围作手段,意图更广泛地招引各国来朝,恐怕是要用外交声势来稳住国内外的心理,以便维持她的个人声望。
总之,武则天善于利用夸张性的外交以增加声望,增强威势,如同利用宗教一样,是无庸置疑的。
明眼人一定看得出来,武则天的外交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金钱外交。
她的国内声望暂且不说,就以国际声望而论,她事实上远不能与前后两任丈夫——唐太宗和唐高宗——相比,所以要夸耀就得花钱。
试想大食等国,连同五六百个羁縻蕃属朝集使团,来朝一次所需的经费和接待人力有多少?因此武则天政府的财政不紧张困窘才怪!这种劳民伤财、虚张声势的事情,显然是后来开元皇帝所要革新的项目之一。
开元皇帝即位之初,就在先天二年(713,即开元元年)十月下诏,委当蕃都督及管内刺史对此加以管制,限制“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给左右不得过二人”
。
开元八年十月更敕令“每年分蕃朝集,限一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见”
。
玄宗不满和否定武则天的作为,由此可见一斑。
万国来朝的外交盛况并不意谓国际以大周为首从此和平,甚至不意谓他国就不敢侵犯中国。
在武则天统治之下,中国事实上是频年征战的。
败仗多了,最后连对残破之余而再起的东突厥、仅有数万兵力的小国契丹竟然也一输再输,且被直攻本土,而大唐自太宗后所未曾有,当然使人民对朝廷和战争丧失信心!后来宰相狄仁杰主张退守养民,以建设内敛型的国家为国策,无论从国防外交的情势和国内动员损耗的情况看,都很难说他思想保守迂腐。
因为曾经力抗契丹与突厥入侵,如今重登庙堂之上,狄仁杰其实能了解此时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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