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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抵达黑沙南庭，不料默啜竟对知微大言说：“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我突厥积世以来降附李家，闻李家天子种未总尽，惟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立!”
乃收武延秀拘于别所，立阎知微为南面可汗，移书周朝责以五大罪：一是与我蒸谷种，种之不能生；二是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三是我与使者绯、紫官服皆夺之；四是缯帛皆疏恶；五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婚。
遂发兵攻周，动员兵力达十余万。
武则天在国家危急之时，一再接受默啜的外交勒索，以换取其不称兵来犯或军事援助，无论基于战略或外交的考虑，均是势不得已；不料却也换来了对方的轻视，乃至对大周武氏如此的侮辱，真是始料未及!就此而论，错不在她。
但是，观默啜两次交涉的内容，事实上是公然乘人之危——当然，竞争国家也许该乘对方之危以谋求己国的利益——等同要挟武则天割地、赔款与和亲，表面上是天朝赐赏蕃国，实质上则是逼她接受屈辱外交。
武则天之错，错在对北亚新情势不了解，而且低估了默啜的实力和东突厥复国争霸的意图；此又与她——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天枢颂德、封禅告功的自大自妄心态有关。
突厥原非最尔小国，兴起而与中国争霸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如今重现世界舞台，绝非去年反周的契丹可比，于是河北诸州争相发民修城备战。
同月，武则天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咤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统兵三十万迎战；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
一次组成的天兵军，总兵力竟高达四十五万之多，除了留守神都以及其他地区必需的驻军外，全国可用的常备部队几乎都已动员，再创大唐以来迄今的新纪录，可见武则天的紧急与重视。
默啜由袭击周朝的靖难军、平狄军、清夷军，以至进攻妫、檀、蔚、定、赵等河北诸州，所至烧杀掳掠，武则天闻报大怒，购斩默啜者封王，并改其名为“斩啜”
。
翌月——圣历元年九月，武则天重立废帝庐陵王为皇太子，皇嗣退位为相王，两日后命太子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挂名募兵以击突厥，本来应募者不满千人，及是募者云集，未几盈五万。
太子其实不出征，武则天另命宰相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知元帅事统兵赴敌，并亲自送行。
军未发，默啜尽杀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而去，沿途杀掠不可胜计云。
周军除狄仁杰统兵十万追之不及外，沙咤忠义等军但引兵蹑敌，不敢逼近，故使默啜能全军而退。
默啜回国后，对其国家和军队作了一些改革，称雄北亚，又立其子为拓西可汗，此时国家战略以西进为主，后来元珍也就是死于西征突骑施之役。
当此之际，大周北边仅止于不时被寇掠，并无重大军事行动；当然，大周也未掉以轻心。
这时若以两京为椭圆的两个心，其正北偏西则与突厥以黄河为国界，较有天然的国防线；正北则天兵军在太原以北有长驻化的倾向；稍后正北偏东的河北沿边诸州也建置了防御军系统。
此时大周的国防态势是，北边退守至高宗前期的第一道军事防御线，沿边全线严阵以待，随时迎敌。
武则天且让相王遥领安北都护，用“李家天子儿”
来堵默啜之口，又不时派遣大臣如魏元忠等北使备边，甚至更两度派遣相王为行军元帅，统兵迎击入寇的突厥。
武则天显然吸收了契丹和突厥入侵，导致不得不进行本土决战，使人民沦丧、社会残破的教训，虽然不能立即在正北边恢复“远程防御、国外作战”
的战略体系；但是用心于正北国防，建立“近程防御、边地决战”
的国防线，其努力仍然具有正面的价值。
这个价值当然不能从“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
的角度作比较，然而仍不失为立国的中策。
或许默啜的西进，也与考虑到不能轻易大举突破这道防线有关。
无论如何，武则天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终于认清了东突厥复国以及北亚新情势的事实，毕竟守住了中国本部。
突厥劫略性的机动骚扰，对双方国防俱无重大的影响，反之让西进的东突厥更怕周军乘机北上报复。
东突厥可汗默啜当然不知道年迈的武则天毫无此意，所以最好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重提和亲，以免后顾之忧，遂继吐蕃求婚后的四个月——长安三年（703）六月，遣使向武则天重提当年的婚约，请以女儿妻皇太子之子。
两国和亲意谓两国透过婚姻而和睦相亲，只是五年前武则天的许婚竟然引起战争，固为始料所不及。
如今武延秀未还，曾经自认儿子的默啜又来提亲，而且直接指定女儿要嫁给太子之子，比张柬之当年不宜让中国亲王娶夷狄之女的劝谏要求更高，诚然是史无前例的无礼之举。
年将八十的武则天，显然不愿大战重开，故不仅再次答允婚事，而且还破例地命太子两儿——平恩郡王李重福、义兴郡王李重俊——立见突厥来使，这是罕见的皇帝被人选婿!这两人都是太子的庶子，但是由于太子妃所生的嫡长子李重润，已在两年前与其妹妹永泰郡主夫妇同时被处死，故这两人之中未来必有一人是太子，甚至是皇帝。
未来太子和番或皇帝和番是史无前例之事，如今武则天已不顾这些，太子武显更在母皇威权之下而不敢异议。
十一月，默啜遣使来谢许婚，武则天在宿羽台举行盛宴，太子仓皇奉令参加，相王及所有在都三品以上官员陪席，然后重赐来使而遣还。
这种种举动——容忍不礼，隆重款待——皆象征着武则天对默啜的重视与小心，但不表示她对东突厥的安心。
翌年（长安四年，704）八月，默啜遣送武延秀归周，两国理应自此和平；不过武则天却在翌月命宰相姚崇出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几天后转充灵武道安抚大使，一方面是因首都里政潮汹涌而姚崇避嫌，另一方面则未免是武则天恐怕默啜有诈而命重臣北镇。
既然有过以前因和亲而引起大战的经验，所以双方互信的基础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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