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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阐释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斯皮瓦克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及简·里斯为这部作品所写的续篇《藻海无边》（Widesargassosea）的解读。
《简·爱》是一部历来为女性主义者狂热崇拜的文本，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也一直被看作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象征。
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简这个相貌平平，但聪颖独立的女性，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但斯皮瓦克却从这部作品中读出了不同的含义。
斯皮瓦克认为，《简·爱》的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家庭与反家庭的二元对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罗彻斯特与罗彻斯特太太所组成的合法家庭和简与罗彻斯特所组成的“非法”
家庭的对立，而小说情节正是在这些对立关系的演进中展开的。
在小说的开始，简处于家庭的边缘，她甚至得“偷偷溜进”
“一间与会客室相连的小小的早餐室”
，因为在会客室里进行着快乐谈话的人们不欢迎她。
但是，随着小说的进展，简从对立于家庭的边缘位置，逐渐进入了合法的家庭，而且最终与罗彻斯特和他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和谐”
的家庭。
那么，促使简的位置发生变化的叙事动力何在呢？斯皮瓦克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简从不合法变为合法提供了话语场（discursivefield）。
在《简·爱》当中，构成简与罗彻斯特婚姻关系障碍的是罗彻斯特的合法妻子伯莎·梅森。
那么，怎样才能使读者认可简与罗彻斯特的爱情呢？怎样才能从读者心中搬掉伯莎·梅森这个障碍呢？斯皮瓦克在小说中发现了两处意味深长，但却素为人们忽视的描写。
一处是简第一次看见伯莎·梅森时的印象：
在房间另一头的暗影里，一个人影前后跑动，那究竟是什么？是动物还是人？粗粗一看难以辨认，它好像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叫，活像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蔽体罢了。
[4]
另一处是简和罗彻斯特的婚礼被打断，真相大白，在简决心出走之前，罗彻斯特对简有一段自陈：
有一天晚上，我被她的叫喊惊醒了……这是火烧火燎的西印度群岛的夜晚……“这一种生活”
，我终于说，“是地狱，这就是无底深渊里的空气和声音！
如果我能够，我有权解脱自己……让我解脱，回到上帝那里吧！”
来自欧洲的风吹过海面，穿过大开着的窗户，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空气清新了……在那一刻，真正的智慧抚慰了我，向我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来自欧洲的甜甜的风在格外清新的树叶间互语，大西洋在自由自在地咆哮着……“走吧”
，希望说，“再到欧洲去吧，如果你让她按照病情需要得到照应，你就已做到了上帝和人类要求你做的一切。”
[5]
在上述两段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应的对立关系，人与兽的对立，人间与地狱的对立。
在简的眼中，伯莎·梅森人兽难辨，甚至就是“披着衣服的野兽”
，这样的人，从人的角度讲，罗彻斯特显然是无法与之生活在一起的，或者说他是受了欺骗，受着委屈的。
而与此相呼应，罗彻斯特则把伯莎·梅森所出身和成长的西印度群岛，把这片英属殖民地看成是地狱。
他要逃出地狱，争取正常的、文明人的生活；而呼唤他，帮助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欧洲，这个有法律的地方，这个生活着“人”
而非“兽”
的地方。
正是这种意识使罗彻斯特将伯莎·梅森带回英国，囚禁在桑菲尔德的黑屋子当中，并无视法律与简结婚。
在小说中，简以人与兽的不同来区分她、罗彻斯特和伯莎·梅森，罗彻斯特则以人间与地狱的对立来区别英国和它的殖民地。
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区分，为简与罗彻斯特关系的合法性，为简从一个反家庭的位置到拥有一个合法家庭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区分无疑是基于一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简·爱》的读者中，能够对那个在简的眼中简直像“鬣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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