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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是语言的暴力，这是因为，正如非洲作家努济所说：“语言负载着文化，而文化主要通过论说和文化的方式负载着我们借以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观念。”
[3]殖民主义者施行的语言暴力，是与他们的英语教育政策相联系的。
在殖民地国家，英语和英国文学都被赋予了某种文化使命。
在这方面非洲民族受祸最烈，因为殖民主义入侵之前的非洲语言都是口头的而非书写的。
随着非洲语言被否定，非洲的文化、历史和文明也都被否定和抹杀了，殖民地民族的自我和身份也随之被一并抹杀。
因此，殖民地民族的暴力斗争，应当首先从语言抗暴开始。
从这一立场出发，卡特拉克评价了后殖民地女作家们对语言暴力的有力抵抗。
她指出，传统的本土口头语是妇女的专长，后殖民女作家在自己的文本中有意识地采用民族的口头的文学传统，这在根本上就是对欧洲话语形式，比如短篇故事、戏剧、长篇小说的修正。
她们根据民族的神话仪式来修改戏剧，根据口头传说来修改短篇小说，根据本民族的谚语、谜语、历史轶事来修正长篇小说，以致她们的作品，按照欧洲标准，都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
在这种新的语言和形式中，后殖民女作家描写了她们的生活，比如城市中卖**业的兴盛，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日益边缘化等，她们在作品中表现了新的内容，并以此来挑战给予她们双重压迫的男权制和殖民主义。
后殖民女作家对反抗男权和殖民主义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
一个加纳黑人女作家写道：“我完全不同意这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口头文学仅仅只是男人艺术天才发展的最初阶段。
对我来说，它本身就是目的。
我们并不总是必须写给读者，我们也可以写给听众，一切讲述的艺术都可以轻松地寻找回来，我们并未远离我们的传统。”
在她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中，她成功地运用了口头文学传统的资源和技巧。
在非洲，口头文学传统主要是由妇女来继承的。
卡特拉克用来作为例证的是牙买加一个称为“姐妹们”
的艺术团体，这个团体由12名女工组成，她们创作了大量戏剧和短篇小说。
在语言上，她们专门采用方言写作，这种方言过去被认为是一种“恶劣、粗鄙、庸俗”
的英语，有学者把这种语言称为“被淹没的语言”
（Submerged1anguage），但是它具有一种对殖民语言的颠覆作用，可以颠覆那种在殖民地中产阶级当中流行的正规、典范的所谓“牛津英语”
。
一个后殖民理论家把这种不正规的英语称作“民族语言”
，以便与所谓方言区别开来，因为后者常常带有贬意。
巴斯怀特把这种“民族语言”
称作是当“奴隶”
被强迫使用某一语言时，为了隐藏自身，显示自己的个性，保存自己的文化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而“姐妹们”
这个艺术团体，正是采用这种语言来进行创作和表演的。
这就是殖民地人民在语言上的“以暴力抵抗暴力”
，她们以民族语言修正欧洲中心的经典文本，构成了对抗殖民话语的一种反话语。
因此，尽管卡特拉克批评有些后殖民批评者缺乏足够的严肃性和理论深度，只将第三世界文本当成西方理论的原料，但从上文可见，后殖民女作家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是清醒的，斗争方式是积极的、独立的、充满对抗意识的。
卡特拉克强调非殖民批评的社会责任感，那么斗争实践在这一方面就是对理论框架不完善的弥补。
而且，她在最后也说：“在后殖民社会中争取独立的斗争，可以通过特定的文化产品诸如歌谣、诗歌及事实材料，激发先人留存其中的力量，鼓舞我们面对更持久的反殖民斗争。”
二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所关注的，远远不只是那些直接反映第三世界妇女生活、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她们同时致力于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来重读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文本，对这些早有定评的文本提出全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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