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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巴巴的文字扑朔迷离，但如果细加比较和体味，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第三度空间”
，还是“在……之间”
（iween）和他在分析殖民话语时使用的关键术语“杂交”
在精神内涵上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联系在巴巴对所谓“谈判”
（ion）的重视和强调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印证。
巴巴认为，任何传统中的文化因素都不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个“谈判”
的过程之中。
这种“谈判”
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个将敌对和矛盾的因素通过彼此的调整和协商，重新给予表述的过程。
不言而喻，这种“谈判”
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杂交，巴巴曾依据这种观点来分析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中矿工妻子的政治选择。
在这场斗争中，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和煤矿工人各自代表着传统意义上的右派和左派。
矿工的妻子因为在罢工斗争中对丈夫的支持，因为她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牺牲和忍耐精神受到左派的赞扬。
然而，当一年后《卫报》记者对卷入罢工斗争的妇女进行采访时却发现，这些妇女投身这场斗争的动机，她们对自己历史选择的理解，与男矿工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男矿工是基于单一的阶级斗争的立场，那么妇女们的选择就要复杂得多，许多妇女在斗争中开始质疑自己过去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位置和作用，一些妇女甚至对她们用战斗来保卫的文化象征——家庭提出挑战，接受采访的大多数妇女都表示，她们不愿再走回头路，不愿再回到过去的家庭位置，回到“美好的旧时光”
中去。
巴巴认为，矿工妻子们的态度，就是“性别与阶级之间谈判”
的结果，这种谈判显示了“政治变革中那种杂交时刻的重要性，政治变革的转换价值在于重新表述或转译既不完全属于这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又不属于另一个（性别政治），而是二者之外的某种东西。”
[28]巴巴强调说，“批判的语言之所以发生效力，并不是因为始终把主人与奴隶，重商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概念截然分开，而是视其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既定的对立基础，开辟出一处‘翻译’的空间和杂交的处所。”
对于巴巴而言，正是这种杂交构成了他所标榜的文化差异的基础，或用罗伯特·扬的话说，“构成了文化差异自身的形式”
。
然而问题也就同时发生了，按照通常的理解，杂交是指两个物种或两类事物之间的某种结合，1824年出版的《韦伯斯特大辞典》对这个词的最初解释就是“一种动物和植物，它们是由两个物种的混合而产生的。”
既然是不同事物的融合，怎么会反过来成为它们之间差异的基础，甚至是差异自身呢？
“杂交”
作为一个文化批评的术语，在中国还相当陌生。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这个词在欧美的历史也并不长，十七世纪开始它被零星地采用，十九世纪末逐步流行开来，但主要限于生物学、人种学等领域，二十世纪才转用于文化批评。
“杂交”
无疑是后殖民批评使用得最频繁的少数几个术语之一。
这和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有关，在长时间里，“杂交”
一直是殖民主义者采用的一种文化策略，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者一方面在殖民地鼓吹白人在人种上的优越和高贵，鼓吹种族差异和种族隔离；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又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驯服和奴化被压迫民族，正如巴巴所指出的，这就给殖民主义带来了深刻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需要驯服、改造他者；另一方面又需要他者永远保持着自己固定的身份和地位，这使得殖民者一方面恐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怂恿和支持各种性质的杂交，尤其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杂交，前面引述过的殖民统治者麦考莱的著名论述就是例证。
殖民者希望通过这种“思想的混杂”
（meion）实施其殖民教育，培养出一批欧化的当地人，一批巴巴所谓的“模拟人”
。
但是在实践中，这种杂交也常常为反殖民主义运动提供了观念和语汇，使其能够挑战殖民主义的统治。
被殖民者或者把这些西方观念和语汇与本土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或者赋予这些观念以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从而构成了另一种性质的“思想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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