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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引太平天国的例子以外，印度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领袖甘地所鼓吹的“非暴力抵抗”
，就吸取了爱默生、托尔斯泰、梭罗等人的思想资源。
一些反殖民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杂交的文化意义，古巴作家罗伯托·费尔兰德斯·雷塔玛说：“我们混血的美洲人在殖民世界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人口的绝大部分是种族混杂的，我们继续使用着殖民者的语言”
，“许多他们的思想工具如今也成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工具”
。
[29]不言而喻的是，一旦这些思想工具易手，它们的意义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杂交成为了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策略。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殖民关系的复杂性有深入的认识，杂交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
但是，杂交在当代文化政治中成为一个频繁出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概念，绝不仅仅因为它属于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笔精神遗产，正如罗伯特·扬所说，异质性、多样性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已成为当代社会身份的自觉意识。
在处理各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时，十九世纪的基本模式是扩散论与进化论，这种模式把东西方文化的遭遇看做是西方文化的扩张和东方文化的消亡，而在今天文化批评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模式则强调各种文化的独立性和自治性，注重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拒斥、融合的运动机制，以及这种交流给各自文化带来的改变。
二十世纪后半叶来势迅猛的全球一体化进程，规模空前的移民浪潮，快捷灵敏的交通和信息传播，都对这种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使文化杂交成为较殖民主义时代更为普遍的现象。
在杂交从一个生理学、人种学的概念向文化政治学的概念转移的过程中，俄国思想家巴赫金的语言杂交理论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并对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一文中，巴赫金指出，杂交是小说塑造语言形象的一个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他说，“什么是杂交呢？这是两种社会性语言在一个表述范围内的结合，是为时代或社会差别（或某些其他因素）所分割的两种不同的语言意识，在这一表达舞台上的会合。”
巴赫金进一步区分出两种杂交方式，一种是所谓有机的或无意识的杂交，这种杂交“是语言历史发展和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一种语言或各种语言的历史演变，基本上是通过杂交的途径，通过共存于一种社会方言，一种民族语，一个分支或一组不同分支之中不同‘语言’的杂交”
。
这种杂交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它通过融合孕育出新的语言形式，但它是一种“不声不响，不知不觉的杂交，不是自觉的比较和对立”
。
巴赫金认为，对于小说艺术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杂交，他称之为“意图性的杂交”
，这种杂交具有双声性和内在对话性的特征，“按照语法（句法）标志和结构标志，它属于一个说话人，而实际上是杂交着两种话语，两种讲话习惯，两种风格，两种‘语言’，两种表意和评价的视角”
，这两种语言、风格和视角在话语范围内相互对立、相互质询、相互斗争，因此如巴赫金所说，这种意义上的杂交，“不可避免地会具有内在对话性（这一点有别于有机的杂交），两种观点在这里不是掺合在一起，而是对话式地相反相成。”
[30]
任何杂交都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巴赫金所谓两种杂交形式，正是分别突出了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所谓“有机的杂交”
突出的是它的同一性和融合性，而所谓“意图性的杂交”
则突出的是它的差异性和分裂性，杂交本身就是这种同一与差异，融合与分裂的结合。
对于巴赫金来说，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是第二种杂交，因为它构成了专制话语的对立面，构成了对专制话语的挑战，因为专制话语必然是单声的，它“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是双声的，也无法进入杂交的建构”
，否则，这种专制的权威就会立即受到破坏。
巴赫金的学说构成了霍米·巴巴杂交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如同巴赫金试图通过杂交来颠覆语言中的专制一样，巴巴力图通过杂交来颠覆殖民话语的权威。
他认为，殖民话语要发生效力，必须和他者的文化接触并发生杂交，这种杂交一方面使殖民话语本身的意义遭受播撒和流失，另一方面又使得他者的语言进入殖民话语，使它从单声变成双声，并从内部质疑和挑战殖民话语本身。
巴巴说，“如果殖民力量的效果被看做是杂交的生产，（它）带来一种颠覆的形式……它把支配的话语条件转变为干预的基础。”
[31]在巴巴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他进一步扩大了杂交观念的范围，使其包括了当代各种反权威的话语形式，以及由它们构成的“第三度空间”
。
如前文提到的英国工人阶级妇女的政治要求等，正是由于像巴赫金一样，巴巴着重强调的是杂交过程中的这种异质性、变易性和断裂性，所以他把杂交看成了他所主张的文化差异的基础。
由于论题与篇幅的限制，不能在这里对杂交理论展开详尽和充分的讨论，我只想简单地探讨一下这种理论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身份研究中的应用，并通过英国著名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与霍米·巴巴杂交理论的比较，指出巴巴理论的某些局限。
霍尔在对当代黑人文化政治的研究中，也采用了巴赫金提供的两种杂交模式。
霍尔指出，在黑人文化政治中有两个时刻，在第一个时刻，黑人这个词被诉诸于一个普遍的群体，一种普遍的经验，它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抵抗政治的范畴，尽管在这一群体中包含着不同的集团和社群，这些集团和社群有着自身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族群身份，但它们在这一时刻都被统一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黑人主体，这一时刻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有机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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