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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米·巴巴对于殖民话语的研究，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殖民关系的复杂性的认识。
它使我们认识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既是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又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双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流动的，它们的文化身份也处于变化之中，从这种观点来看，过去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把二者的关系一刀截断，或把二者的文化差异绝对化，便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
然而，巴巴的殖民话语理论也遭到贝尼塔·帕里、艾贾兹·阿赫默德等人的尖锐批评。
帕里那篇著名的论文《当前殖民话语理论的若干问题》就把巴巴作为了主要的标靶。
帕里的基本论点如下：一、巴巴“对话语的力量估计过高，相应地对那些起作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其他社会实践形式漠不关心”
。
二、巴巴“把被殖民民族的抵抗局限在迂回曲折的计谋或对殖民权威的质询”
。
结果是“贬低了民族解放运动中创作的反帝国主义文本”
，“取消了被殖民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
。
三、巴巴对殖民话语杂交性的强调，模糊了法侬所说的“两个主角（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致命的决定性的斗争”
[19]，模糊了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
帕里的批评的确击中了巴巴的要害。
举例来说，即使从巴巴所说的殖民话语自身播撒和延异的角度，把抵抗完全局限在殖民话语内部也是远远不够的，巴巴的理论就难以说明中国的经验。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起义在思想上曾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
有关史料记载，正是在基督教的直接影响下，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但是把二者细加比较就会发现，不仅是在礼仪形式上，而且是在根本的教义方面，二者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例如，基督教的天国，是指人死后所去的另一世界，而洪秀全却把它搬到现实人间。
“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今日天父天兄开创天国是也。”
通过这种改造，洪秀全把基督教义变成了自己推翻满清王朝的理论依据。
在上帝的概念上，洪秀全把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古代传统中的上帝合而为一，而且穿上了龙袍，使西方的上帝中国化，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
洪秀全还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上帝家庭，在这个家庭中，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洪秀全是次子，洪秀全的幼子过继给耶稣，兼挑两房。
洪秀全所谓的妖魔、魔鬼，其名称和观念，都有来自基督教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来自自己的创造。
太平天国的魔鬼不仅指异教徒的神，同时也指异教信仰者和政治敌人，如清廷的官兵。
在他们的文告中，妖官、妖兵、妖人、妖胡等名称屡见不鲜，这种理解是基督教不能接受的。
当时一个在华的英国人便曾根据《圣经》指斥太平天国的做法，说“地球上有许多民族对真理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上帝，但上帝却爱他们大家——所以我们人类就不应该擅自称呼我们的同类为妖或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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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和在其他殖民地一样，也担负着殖民教化的使命，是一种巴巴所谓的殖民话语。
洪秀全的思想是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杂交，也可以看做是对前者的一种抵抗。
这里的关键在于，难道这种抵抗只存在于殖民话语内部吗？难道洪秀全创设的拜上帝教，仅仅是西方基督教的一种中国变体吗？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居留中国的西方殖民者和传教士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
在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传教士们对太平天国军民一概信奉拜上帝教，都是基督徒，感到欢欣鼓舞，把它看成是基督教文明的巨大胜利。
他们以为“上帝的手插入到这个大的运动中”
。
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他们发现，这种宗教信仰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洪秀全不过是利用基督教创造了一种中国农民革命的意识形态，它在根本上是反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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