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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
主持人于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每个受洗者顶上，且灌且喃：“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
。
行礼毕，新教徒起立，将清茶饮了，并以盆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出洗净内心也。
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时认罪祈祷，求上帝赦宥。
[15]
洪秀全曾在广州从外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他十分熟悉基督教的洗礼仪式。
但这种仪式搬到太平天国，由于语境的压力，即所谓“适于中国人观感”
，便不得不发生改变，其中如点灯、供清水，便是中国传统点香烛、供香馔的变形，受洗者朗诵忏悔书后以火焚化，以达上帝鉴察，既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神祀，也和道家焚化清词相似，它们都属于巴巴所说的被殖民话语否定和压制的他者的文化内容，然而通过杂交，都进入了支配话语。
这种进入殖民话语的本土思想资源，必然对原有话语进行改篡，这种改篡也就同时意味着本土文化对殖民文化的一种抵抗，所以巴巴说杂交是对“（殖民）统治过程的一种策略性颠覆”
。
罗伯特·扬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它代表着巴巴“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治上的进步”
[16]。
理由是巴巴明确提出了“抵抗”
的观念，而在此前的殖民话语理论，包括在赛义德的《东方学》中，始终没有触及这一问题。
赛义德本人一直到九十年代的新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才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
事实上巴巴在对“模拟”
的分析中，当他谈到他者对殖民主体的凝视时，就已经隐含了这种观念。
因为巴巴所说的抵抗，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巴巴并不主张对殖民文化进行公开、直接的抵制，他所说的，是一种“源于内部的抵抗”
。
巴巴明确地说：“抵抗并不必然是一种包含着政治意图的对抗行为，也不是对另一种文化‘内容’的简单否定和排斥，抵抗是支配话语的承认法则内部产生的矛盾性后果……”
[17]巴巴把这种抵抗称作殖民话语内部的“心理游击战”
，并把它们分为“及物的抵抗”
和“不及物的抵抗”
两类，前者如对殖民者的“模拟”
，对殖民叙述的质疑；后者如翻译和传播过程中殖民话语的流失和变迁；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种抵抗都发生在殖民话语内部。
巴巴对殖民话语内部的矛盾性和暧昧性这种不遗余力的发掘，是以他对殖民主体的认识为基础的。
巴巴认为：殖民主体的建构，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种矛盾性体现在，一、正如拉康所说，任何主体的存在，都依赖于与他者的某种关系，因此“总是通过与他者地位的某种关系，殖民欲望才得以表达”
。
二、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主体的身份通常是暧昧和矛盾的，巴巴经常引用法侬的话“黑人的灵魂是白人的人为制造”
，他认为“这句话揭示了殖民关系本身在心理上的深刻不确定性”
，揭示了主体的分裂。
三、文化身份是“可移置的”
（displacable），它始终处于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巴巴指出，“文化认同的问题绝不是对一种先在的身份（identity）的确认，也绝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总是一种身份形象的生产，和在接受这一形象中主体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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