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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属下研究小组来说，他们考虑的主要是男性属下主体，而女性属下在民族独立前后的生活和斗争则遭到了忽视。
并且，站在解构的立场，斯皮瓦克更加注重属下概念的情境化和灵活性，以随时包括那些可能遭到忽视的斗争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皮瓦克是在差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做了更加细致的处理。
因此她并不是简单地拒绝马克思主义思想，罗伯特·扬就明确地指出，斯皮瓦克是在修正的基础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狭义的阶级斗争模式，以适应其他形式的解放斗争，包括女性运动，农民斗争以及本土少数族的权力斗争等。
[83]
不仅如此，斯皮瓦克也不完全赞同属下研究小组的研究方法，并且时刻警惕着他们在恢复属下历史和属下主体意识的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性。
从解构的角度看，设想一种纯然的主体和主体意识，或者恢复某种“真正的历史”
都只能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工作，不可避免的会导致“认知的失败”
（itivefailure）。
这些概念只具有本质主义的理论虚构的性质。
但问题是，一种自主的声音和力量的形成，都必然依赖这种自觉意识的发掘。
这种矛盾，斯皮瓦克并没有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她只是强调，对于那些我们不得不寓居其中的东西，首先要有警觉，同时树立策略的意识，在使用的同时，必须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抹擦，正如解构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擦除的时候仍需必要的保留其痕迹一样：差异和替补的链条必须永远地延迟下去。
而如何面向他者是解构理论中最具有肯定性、也最具有复杂性的方面。
积极地面对他者虽然具有这种肯定性，但在具体实践问题上，德里达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肯定性的解决方案。
对于他者的经验只可能是一种对于“不可能性”
的经验。
在这个问题上，跟勒维纳斯的伦理学类似，德里达的解构伦理只能从批评主体自身对他者的“责任”
和“回应”
出发，达到对他者的承认和尊重。
但无论怎样，属下阶层作为沉默的他者本身并不具有回应批评主体的可能性。
因此，对属下声音的搜寻似乎只能是单向行为，或者说使属下阶层“发出声音”
的过程只可能由“非属下”
来进行，而这仍然是对属下的再现和占用过程，在这一点上，批评主体同殖民话语的再现一样，在位置上并不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和可能性。
那么，在这种困境面前，斯皮瓦克所谓的“合适的方式”
究竟是什么呢？
在斯皮瓦克讨论属下问题时，她继续沿袭了解构主义的批评力量，揭示既有的话语方式在再现过程中的普遍化和这种普遍化可能造成的压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解构对他者的一种肯定性的回应方式。
正是在持续打断那些压制性的符号链条的过程中，那曾经消失的他者对象才得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才获得了倾听属下声音的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斯皮瓦克会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印度属下研究小组”
那种研究属下历史的方式：由于不能从可靠的文献中直接获得他者的声音，因此只能通过批判殖民历史写作和民族主义精英的历史写作，通过批判这些主流的再现方式来敞开寻找属下声音和主体意识的可能性。
但是要注意的是，“面对他们并不是要代表他们，而是要学会表现（再现）他们。”
[84]在这里，斯皮瓦克所说的“表现”
实际上就是对属下“异质性经验”
的发掘。
斯皮瓦克把这些间接获得的属下信息称之为“属下经验”
。
在“打捞他者经验”
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斯皮瓦克利用各种场合：学术会议、教学、访谈等来批评一切可能存在的、对他者经验的压制行为，同时也在阅读中不断进行自己的经验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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