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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话”
，一个叫作“波拿巴”
的人才溜进来成为了他们的“代表”
，传统的观念使得小农迷信这个代表。
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对小农阶层的再现，并使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
而马克思没有从小农本身的“欲望”
中去寻求其阶级的同一性和集体认同，不是从小农本身的本质主义特点出发，而是从它与其他阶级形成的差异关系中去界定他们的阶级属性。
斯皮瓦克肯定了马克思这种立足于批评实践而不是本质化真理的立场，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正是一种策略性的“再现”
或者说策略性的“建构”
。
吉尔伯特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斯皮瓦克指出各种富有成效的虚拟的建构也出现在马克思、葛兰西和德里达的著作中。
[77]而福柯和德勒兹“把‘力比多经济’和欲望……与被压迫者（在社会化资本的压迫下）‘为自己说话’的实用政治相结合，在似乎对主体存疑最多的理论内部恢复了自主性主体的范畴。”
[78]
整体上讲，斯皮瓦克认为德勒兹和福柯都忽视了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和国际劳动分工的问题。
在福柯和德勒兹否定再现，并把这种否定看成是一种“直率、透明”
的行为时，实际上潜在的掩盖了帝国主义知识暴力在殖民历史中曾经发生的作用：“德勒兹和福柯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在社会化资本内部的知识分子，在挥舞着具体经验的大棒的同时，也能有助于巩固国际劳动分工”
。
[79]如吉尔伯特所说，福柯和德勒兹的“直率”
和“仁慈”
姿态表面上挑战了帝国主义时代对属下主体地位进行建构的历史，但实际上又延续了这一历史过程。
[80]
在知识暴力面前，属下是“不能说话”
的，他们“只能被别人再现”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因此“知识分子的结论不是要放弃再现”
，而是要从反对压制的角度“再现他们，分析他们”
，同时“为其他权力群体公开自己的位置。
再现与分析是为了让他们可见，能够被阅读，但不是为了使其对自己讲话，也肯定不是主张赋予她一个声音”
。
[81]
大概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印度属下研究小组”
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从属下主体自觉的政治意识、从历史变革的生产方式叙事的角度，重新打捞属下阶层的历史、力量和声音。
由于帝国主义认知暴力对精英文化的侵染以及精英阶层在事实上与帝国主义的同谋效果，在民族解放的历史叙事中，精英历史写作有效地擦抹了属下阶层的反抗。
并且与民族独立叙事所许诺的相反，属下阶层在民族独立之后仍旧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在后殖民景况中，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是第三世界的属下阶层，既不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精英，也不是第一世界的属下阶层。
[82]斯皮瓦克在总体上对属下研究小组“再现”
属下阶层历史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支持。
但同时也对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救偏补弊，首先在“属下阶层”
的组成上，与葛兰西和“印度属下研究小组”
偏重农民群体不同，斯皮瓦克更加注重属下阶层在构成上的各种内在差异，尤其是其中的性别差异。
在她看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中，社会集团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位置和力量，她们始终处于无声的角落，成为“他者中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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