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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通过加尔各答少女巴杜里的自杀等历史片段，通过《提供**的人》等德威小说的症候式阅读，指出了他们无声的抗争和死亡所包含的信息，具体展示了印度历史中女性属下的异质性经验。
斯皮瓦克认为，形而上学和连续主义的思维一定要给这种效果找一个最终原因，于是就形成了本质主义的主体概念，即那种自治的、自我决定的主体。
相反，“主体效果”
不是要为属下主体确定一个永恒的本质，而是建立我们谈论“属下”
的最低限度的基础。
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并不是要把文学作为某种证据，或者生产某种口头历史，而只是为了增加自己对于他者经验的感受，“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这已经够困难的了。
[86]从理论上讲，斯皮瓦克对德威小说中的属下女性形象的异质性经验的分析，仅仅是在伦理回应的意义上为他者的主体效果的出场提供可能性，这就是那无法保证其成功的所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
，斯皮瓦克的分析和再现因此只能是一种把不可能性转变为可能的、其结果注定将永远推延下去的行为。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斯皮瓦克在其后殖民批评中对属下的分析和再现，在政治效果方面必然是有限的。
基于这种政治效果的有限性，斯皮瓦克的解构阅读常常使得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一种明确的政治解决方式以解脱属下的困境，以至于人们怀疑她是否真正关心属下的主体形成和政治解放问题。
拉扎鲁斯（Lazarus）就认为，斯皮瓦克作为阿尔杜塞的后来者，继承了他“任何再现都是一种错误再现”
的观点，因此她常常鼓励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研究各种形式的本土力量时要注意分析属下性的生产问题。
也许正是如此，“当她明确表示要对‘殖民对象生产’的潜在机制进行她所要求的检视时，对‘第三世界女性历史’的研究却在她的写作中典型地延迟了。”
拉扎鲁斯认为，斯皮瓦克虽然在很多地方赞赏那种对现实的解放运动进行“报道”
、讨论、甚至“直接加入”
的行为，还对那些在“沉默领域”
中进行的各种政治、历史和人类学信息的“复苏”
表示欢迎，但是由于对“属下性的生产”
所进行的解构质询仍然被斯皮瓦克放在了优先地位，因此不可避免地妨碍了她对“本土力量”
、尤其是起义方面的“本土力量”
进行根本的历史学阐释。
而这种阐释“曾经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皮瓦克认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
[87]
由此看来，“主体效果”
可能是肯定性的解构能够到达的最远的距离了。
解构伦理的“绝对他者”
观念为斯皮瓦克划定了界限，这曾经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斯皮瓦克的论述“缺乏政治干预力量”
。
也就是说，尽管斯皮瓦克通过具体的文本阅读，通过对属下异质性生存及其斗争历史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德里达解构伦理的“形式化倾向”
，但是为了推进结束压制的历史进程，为了在解构各种潜在的和显在的暴力，同时摆脱各种等级和对立结构的窠臼，解构也为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划定了界限。
栖身于“自己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
传统大厦，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斯皮瓦克面临的各种批评正是这一危险的生动表现。
除了设想一种我们无法“企及”
的异质性存在、并在尊重的基础上时刻准备回应它的“**”
和“号召”
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在1980年一次有关德里达思想的研讨会上，斯皮瓦克甚至反对那种把解构看成一项政治工作的提法：因为“一项政治计划不可能把自身建立在肯定性解构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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