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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即一种普遍的人性意义上的主体，只不过是用欲望代替了理性。
对于福柯等人来说，由于引进“欲望”
和“权力”
等概念，“工人们的斗争”
因此就不是与“阶级意识”
联系，而是与“对任何权力起破坏作用的任何欲望”
相联系。
福柯于是认为：“人民大众完全了解，显而易见……他们比知识分子更加了解，他们当然也充分地发表意见。”
德勒兹进一步点明了福柯取消意识形态再现作用的意图：“其目的在于创造能让囚犯自己说话的条件。”
[73]
这里的“欲望”
、“身体”
和“权力”
等概念不仅没有真正消除主体性问题，反而由于欲望机制的主体效果而潜在地确立了霸权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化资本的主体合法性。
其客观结果反而是放弃了知识分子在反抗中的职责。
它忽视了赛义德所真正强调的东西——批评家的制度性职责：“（福柯）低估了历史中的刺激性力量，诸如利润、野心、理想和对权力的纯粹热爱。
对于历史并非同质化的法语版图，而是不均衡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这一实际情形，他看上去并不感兴趣。”
[74]“工人们的斗争”
变成了一个第三空间的、自动进行的行为。
而这在斯皮瓦克看来不过是一种对于他者斗争的理想化的设计，仅仅是服务于理论建构的需要。
福柯“自由的反抗模式”
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赛义德还是斯皮瓦克坚持的都是葛兰西的方向。
吉尔伯特对此有鞭辟入里的评论，他说：“葛兰西和福柯之间最突出的差异可能表现在他们的抵抗观念中。
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这方面把福柯看作是一个强烈的悲观主义思想家是合情合理的。”
[75]因为“到处都是反抗”
，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到处都没有反抗”
或者“反抗将永远不会真正成功。”
在斯皮瓦克看来，福柯、德勒兹等相信“现实”
，相信属下阶层能够根据现实而自己发言，并成为知识分子力图找到的他者话语，[76]相信属下阶层的生存和意识都有着明确的现实根源和欲望根源，这恰恰是包括德里达和福柯在内的后结构主义者所反对的起源神话。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和德勒兹一不小心又恢复了帝国主义知识暴力所使用的公理模式，以一种貌似客观的真理来掩饰主观的充满利害关系的建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蹈覆辙的状况？假如我们回到前面所探讨的斯皮瓦克对解构的策略性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这与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反对“再现”
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而对斯皮瓦克来说，解构的突出之处就在于它承认自己不得不策略性的借用批判对象的资源。
在福柯和德勒兹的话语域内，这个必须充分考虑的资源就是“再现”
。
斯皮瓦克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为例，指出属下阶层之所以是属下阶层，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被别人建构（再现）。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德国“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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