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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遥控不仅遮盖了遥远的血腥味,同时也支撑了第一世界的文化再现[56],使其具有了光鲜的外表。
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还不能看出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女性在一般的工作中只不过表现为一种性别文化生产下的廉价劳动,是一种性别中性化了的“劳动力容器”
而已。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女性生养后代的劳动现在同样面临社会化的问题。
当这样的劳动从传统的道德框架中解脱出来并被“自由化”
,就像工人从他的生产条件中脱离出来变成“自由民”
一样,一种最为原初的竞争就开始了,因为这里的商品是人。
斯皮瓦克把这种劳动的社会化分为五个独特的类别:生育权、代孕、移置、人口控制和后福特时代的家政工作。
[57]她认为,女性那自我拥有的、再生产性的身体,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已经被计算进了平均抽象劳动之中,由于“自由的”
经济胁迫而走上了社会化道路,包括性、繁衍后代以及养育等等。
在《哥伦比亚观察家》报上曾有一个公开的广告,高价收购学生的未受精的卵子。
在社会化的威力面前,这些女学生变成了“自由劳动力”
。
斯皮瓦克问道,如果这些劳动真的像劳动力作为商品一样使用它自身的拜物教特征,并在社会化过程中使一切性别中性化,那会是公平的吗?并且她认为,这并非是要把充满痛苦的“孵卵器”
同那没有痛感的“**库”
进行简单的权衡。
[58]
女性身体的社会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否定女性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女性的“解放”
?斯皮瓦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有一点,女性身体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帝国主义危机管理的产物。
在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上,在市场的寻找、培育和扩展以及消费的维持等方面,女性都成为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焦点。
这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的威力:“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59]
我们看到,斯皮瓦克正是通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同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碰撞,重新揭示出在后殖民境况下的第三世界以及女性是如何依旧生存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压制之下的。
正如她在讨论伊斯兰女性时所说,如果说在后苏联时代的欧洲重读马克思是重要的,那么,不仅在阿尔及利亚、同时也在国际背景下来重新思考伊斯兰女性,这一点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60]
第一世界不仅从经济上占领了剩余价值,维持着自己的财富增长,而且通过科技遥控和内在分配的平均化等方式使得资本循环的危机得到新的控制,并且也使得第一世界从文化上进行良性的自我再现成为了可能。
这又反过来进一步缓和了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
在原理上,这种危机控制是通过增加中间环节和现代生活的专业化的方式来进行的,经过这种“距离化”
,“起源”
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难辨,过程更加难以追溯。
通过专业知识之间的隔阂或者全球空间的距离,人们逐渐丧失了解读现实的机会和能力。
当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全球规模,“人们对日常存在的理解变得日益困难”
,在西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结果对于“起源”
的专制,形成了对“来源”
和过程的可怕的遗忘。
而那些占据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生产知识和信息话语的部门、机构正在不断地复制和强化这种遗忘,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危机控制的一环,与经济上的危机控制形成强有力的共生。
正如前面斯皮瓦克在谈论文化研究时暗示出的,即使像杰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中,也没有试图对后现代主体生产的空间进行具体化。
后现代社会中的城市消费者对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超级剥削没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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