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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帝国主义不仅直接雇佣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把有较多绝对剩余价值和环境破坏性较强的产品初级加工留在第三世界。
帝国主义的这种危机管理方式，斯皮瓦克称为前现代和后现代的“交织文本”
，后现代不仅自我复制和自我生产，同时还在另一个方位上生产着前现代的东西。
因此“任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都可能忽略第三世界这个黑暗的在场”
。
[51]斯皮瓦克在这里重新强调了马克思的修辞性阐释：“工人创造了资本，工人是一个劳动力容器，是价值之源。”
[52]当我们从全球资本流动的整体分析，我们同样应该承认，“是南方国家维持着北方国家的高能耗生活”
。
正是在重新考虑经济维度的基础上，斯皮瓦克批评了那种把文化和经济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
她认为，如果以“避免经济决定论”
为托辞，忽视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财富的来源——那劳动着的身体，那么他在客观上与帝国主义的同谋作用将会是不可避免的。
斯皮瓦克暗示出，这正是西方某些左翼知识分子忽视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潜在的主体事实上已经不是“工人”
，而是学者或知识分子。
对他们来说，揭穿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是最好的介入方式。
而在《资本论》时代，不管马克思在界定意识形态时所说的“虚假意识”
究竟指什么，但他的目标直接就是“工人”
，与“哲学家们”
实践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马克思的“工人”
来说，告诫要简单得多，即不要相信资本家基于生产和金钱的任何解释，就像不要相信今天电视中说过无数次的“创造工作机会”
一样。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改变它，而“这就是社会力量而不是哲学思考的领域，这两者相关但不是相同的东西”
[53]。
但是，斯皮瓦克并非要否定文化研究的话语力量，而是提醒人们注意到经济文本和文化文本相互交织的特性，而不是仅仅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
在当今第三世界女性处境的问题上，这一点尤其明显。
在斯皮瓦克看来，资本全球化和高技术的发展不仅把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场所边缘化和距离化，并且由于第三世界父权文化的支撑，这种远距离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还得到了野蛮的维持，从而使第三世界女性成了最为严重的双重压迫的牺牲品。
斯皮瓦克认为，在第三世界，女性不仅维持着男性工人的再生产条件，即在家庭这个非工作场所生产着工人的身体和寓居于身体中的、工人赖以出卖的劳动力，因此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最为隐秘的场所；同时还由于家庭劳作是一种由父权文化支撑的不付酬的过程，从而强化了男性的优越地位。
并且，《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指出，“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
[54]随着女性逐渐走出家门，资本在寻找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只是找到了第三世界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同时也找到了廉价的第三世界劳动力中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动，而科技革新和在体力上更加容易的操作都使廉价的女性劳动替代男性劳动变得可能，不仅如此，这种替代带来的结果不再是劳资矛盾而是性别矛盾，资本从中脱身，欧洲则从中获利。
[55]斯皮瓦克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跨国公司trolData，在韩国拥有237名女工，1982年发生的女工们要求加薪的斗争虽然得到了美国公司总部办公室的谅解，但却遭到了韩国政府的拒绝。
并且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是韩国的男性工人通过暴力攻击那些女工才平息了这场纷争。
许多女工受伤，并且使两名女工流产。
斯皮瓦克解释道，在多国贸易的角斗场上，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女性成为工人的事实不是因为这些东方女性的手指更加柔软或者纤细，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廉价。
并且像韩国这样的买办经济，“既不是社会化资本的必然的接受者，也不是社会化资本的代理人，其剩余价值还是在别处实现的。”
她暗示，在剩余价值真正实现的地方，在那些原材料产地和初级加工地，这种现象将会更为明显。
斯皮瓦克说，当韩国男人“扼杀”
他们的女人时，美国的管理者事实上是心中清楚的。
与此相反，一个美国的女财管员获得升迁使trolData公司成为了“美国最开明的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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