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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局。
不管是文化“领导权”
还是文化“霸权”
，属下阶层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因此认知暴力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
在对福柯和德里达的对照阅读中，斯皮瓦克指明这恰恰是殖民地精英的状况，帝国主义霸权话语成功地塑造了他们的“心态”
，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精神和实际结果之间的错位、属下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无声状态的继续都标志着文化权力问题的复杂性。
甚至我们很难再用“成功”
和“失败”
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永远没有结局的历史过程，这也是斯皮瓦克为什么要用德里达的“踪迹”
思维来重读福柯“权力”
概念的道理。
集中在斯皮瓦克使用的“认知暴力”
概念上的，关于葛兰西和福柯之异同的所有问题，提供了我们理解斯皮瓦克殖民话语批判的角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标识了其工作的特点、范围和方式。
显然，她的话语研究与福柯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揭示是分不开的。
斯皮瓦克把她对《简·爱》《藻海无边》等文学作品的分析放进一个更大的殖民权力系统之中，就这一点而言，斯皮瓦克与赛义德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
大致来讲，赛义德对“话语”
与“权力”
概念的理解具有单一性和决定性的特征。
他的写作较为明晰地告诉人们，西方文化不仅仅是潜在地与殖民主义共谋，并且是整个帝国主义扩张规划的一个部分。
他更倾向于认为，西方的所有关于东方的话语都同这种规划有关，贯穿了统治和占领的欲望。
这样，赛义德所说的东方学其实成为了整个宏观权力机制的一个部分。
福柯的“话语”
和“权力”
概念在这里变成了政治和政策式的透明的东西，而这显然不利于分析更加复杂的认知暴力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话语权力也好，文化霸权也好，其复杂性都不在于其暴力之“暴”
，而在于其暴力之“软”
，或者说一种更加致命的“暴”
。
这正是斯皮瓦克等人所认为的后殖民主义区别于政治军事殖民的核心，这也才能更好地说明民族独立之后的全球状况。
如果说在话语、权力以及制度之间的穿梭使赛义德和斯皮瓦克在利用福柯这一资源上具有了共同性的话，那么，斯皮瓦克对这些概念进行的解构式重读则把她与赛义德区分了开来。
总体来看，尽管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东方学》的本质主义倾向有所修正，意识到福柯话语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所潜藏着的危险，并且不断地修正了权力模式的多向性和具体性，注意到权力关系网中既存在压制，也存在反抗，但由于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缺少考察，因此总体上仍然很难摆脱对立思维的困扰。
在本文后面将要谈到，斯皮瓦克对福柯、德勒兹的批评，她对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的提醒，都向我们表明：斯皮瓦克批评的基本支撑点，在于她对解构主义的独特理解上面。
一方面，这意味着她在批判殖民话语问题上，与其余批评家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斯皮瓦克在努力利用解构思维来避开其他批评家曾经存在的危险和矛盾，不仅把批评指向对象，同时也指向自我。
既看到顺从，也看到反抗，既看到暴力的破坏性，也看到它的益处，即一种“能动的暴力”
（enableviolence）。
这并非简单的相对主义或者辩证法，而是一种思维。
正是得益于解构思维的独特性，斯皮瓦克的后殖民话语分析采取了更为复杂和游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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