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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知识型”
不是“知识”
和“文化”
，但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形成的秩序空间和特定的规范性条件等。
[17]如果说知识型是知识形成的更为深层的认识论结构的话，那么，“话语”
则是一种相对具体的网络，它使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知识对象得到建构和控制。
并且，正是在“话语”
中，知识和权力才结合到了一起。
福柯的著作不断地说明“话语”
不是自由出现的东西，它要经过选择和排斥，而所有的话语控制和规范行为都得到了体制的支撑。
[18]但是，可以设想的是，这种支撑绝不是单向的，而是知识话语和权力在共通性基础上的双向行为，因为体制的合理性及其作用的发挥也依赖于各种形式的阐释，依赖于各种话语。
“霸权”
和“权力”
之所以说具有共同性，首先就在于它们都指出了存在于日常意识形态和知识、学科之中的力量关系，而日常意识形态则与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直接相连。
其次，它们并非只是在贬义上得到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霸权”
和“权力”
无所不在。
这也是“霸权”
有时候又可以被我们立场化地翻译为“领导权”
的原因。
最后，力量关系可以最集中地放大到体制之中。
在这个特殊的体制中，起选择作用的不是直接的政治权力或者其他真正的暴力形式，而是直接依赖于“真理”
。
这就是为什么福柯说“真理谬误”
相对于“理性疯癫”
等排斥形式来说是最为隐蔽的一种；也是为什么葛兰西用内涵了个体认同的文化霸权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原因。
这么说来，权力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真理”
如何演绎，而与这种话语实践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文化机构，即福柯说的体制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葛兰西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它的表现形态，“各级学校和教会，在每个国家中都要雇佣大量人员，都是最大的文化组织。
然后是报纸、杂志、书籍出版、私人教育机构……”
[19]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葛兰西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真理”
的。
因此，文化上的权力斗争就直接成了对群众“心态”
的改造，这与德里达、尼采和福柯都有极为重要的区别。
从斯皮瓦克对“认知暴力”
的理解来看，葛兰西的文化斗争模式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没有谁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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