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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时性，那么，所有的语言、表达、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识都将彻底失去依托，不仅使得解构本身失去力量，并且也将使后殖民意义上的文化反抗失去可能性。
我们将会看到，斯皮瓦克文化批评话语的多元性、矛盾性以及她对自己身份的多重性、游动性的坚持，都十分明显地体现出解构的策略精神，体现出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思维特征，这也是她在重读德里达解构思想的过程中努力对其双重性进行平衡的结果。
二
在对殖民话语的一般分析中，斯皮瓦克也与赛义德一样探讨了文学作品等各种帝国主义的文本形式所体现出的“东方主义”
式的偏见，例如她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进行的分析那样。
这些具有一定共同性的方面，我们不再赘述。
这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她与赛义德之间的不同。
也许正是通过解构主义，斯皮瓦克认识到帝国主义文化在殖民历史中的作用并不像赛义德、福柯的“话语权力”
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
那样具有较为明确的政治控制目的。
斯皮瓦克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是《后殖民理性批判》一书中体现出的认识论深度。
在该书中，斯皮瓦克涉足了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她要解释的是，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扩张何以同艺术、宗教、道德乃至整个自然和人文科学配合得如此协调，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否认那些传教士的真诚、教育家的诚恳，那些扶贫团体、基金会的古道热肠乃至克里斯蒂娃、福柯和德勒兹等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关心和仁慈。
大概斯皮瓦克同时看到的是，对于殖民地的很多人来说，殖民历史最初的尖锐痛苦，后来竟慢慢变成“享受”
了。
总之，斯皮瓦克特别注意到，殖民历史并非像赛义德看上去那样完全是对抗性的。
如果说赛义德的《东方学》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东方的学科层次的“他者化”
的话，那么，斯皮瓦克则把这种“他者化”
的揭露推进到西方认识论层次，即从文化思维方式的角度，去揭示西方“客观真理”
观念中的种族主义因素，她称之为“帝国主义公理”
或“殖民逻辑”
。
在本书关于赛义德的章节中，我们谈到了福柯的“话语权力”
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
之间的区别。
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也具有某些方面的共同性。
正如斯皮瓦克批评赛义德对“权力”
理解的偏颇时指出的一样：因为只有“权力”
这个词汇可以用来命名福柯意指的那个复杂的东西，因此在普通意义上使用“权力”
并不能说完全是一种误解。
[15]福柯虽然十分清楚地表明：权力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一种结构，甚至不是体现在某种事物上的力量，而是事物间的某种关系，尤其是“力”
（force）的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也可以编织进战争或者政治的形式之中：“对我来说，权力首先必须理解为力量关系的多元性，这些关系内在于它们得以运转的、形成其自身组织的领域中……最后，必须理解为它得以生效的策略，这些策略的设计和制度上的明确化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制定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霸权之中。”
[16]
这就说明，葛兰西的“霸权”
和福柯的“权力”
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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