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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必然性，因为这是唯一可借用的对象。
形而上学是他的出发点、“工具箱”
，同时又是他要着手取消其功能的对象。
这种矛盾就像拆掉地基的砖头来堆砌自己的墙，具有“无根底”
的游戏性质。
事实上，尼采也遇到过同样的矛盾，斯皮瓦克把它称为“知识”
和“遗忘”
之间的矛盾：“尼采的作品是一个场地，但其中知识和遗忘这两者未取得一致。
他的作品是对知识的建立（这种知识把所有我们认为知道的东西仅仅看成一种病态），并使这种知识获得了同遗忘一样的说服力，这种遗忘给予了我们难忘的预言似的东西。
阅读尼采最大的困境就在于无法使这两者取得一致。”
[6]的确，在对待既定资源的限制方面，德里达并不像尼采的“遗忘”
那样极端，但绝不是因为他力图摆脱的东西中潜伏着某些可供继承的遗产，而是因为他发现了尼采“遗忘”
的不可能性。
在对待海德格尔的“存在”
问题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怀乡病”
的否定。
事实上，在德里达自我解构性的概念表述模式中，表露出的恰恰是对形而上学避之不及的心情。
德里达的这种态度，可以转述为其解构思想的解构性。
与建设性相对，解构性遭遇的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嫌疑，即使它不得不留下它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联系。
对德里达的这种“游戏性”
及其“破坏性”
的批评，以艾布拉姆斯《解构的安琪儿》为代表。
而同样的激烈批评则可见诸赛义德笔下：“德里达的关键词（处女膜、撒播、增补，等等）……都是一些十恶不赦的符号：他说它们不可能比能指符号更具有重要性。
因而，以某种相当急迫的方式，它们显得有些轻佻，所有的词语都跟哲学严肃的需要和作用不相容，既无意义又不庄重。”
[7]
当然，解构的这种倾向，实际上已经包含在解构思想的系谱链之中。
例如胡塞尔的“先验自我”
的反思就必然是一种延异——自我不得不首先给自己一个历史，以区别于当下的自我；海德格尔已经说过，“比人更加原初的是他的此在的限度。”
尼采也深知：“人类的心智不可避免地要用自己的透视形式来看待自己，并且只能是用这些形式。
我们不能思考自身的这个角落。”
[8]当然，弗洛伊德虽然被认为依旧在形而上学内行事，但却并没有给出一条人类自我理解的光明大道。
相反，弗洛伊德提供的是更加绝望的前景，他的名言是：精神分析充其量只能“把歇斯底里的人类痛苦转变成正常的人类不幸”
。
“哪里有本我，哪里才会有自我”
。
之所以要简要提及德里达面临的问题及作为其根源的解构特性，是因为我们应该知道斯皮瓦克重读工作的基础，进而在对比中明确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的微妙差异及其意义。
对斯皮瓦克而言，传统形而上学的东西并不是那种避之不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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