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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它在建构对象的同时占用对象，并以其“真理”
的“自明性”
和“公理性”
夺取话语的控制权力。
因此，“认知暴力”
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它寄寓在二元对立的等级之中，在哲学中它表现为真理，在宗教中它表现为上帝，在自然宇宙中它表现为人，等等。
似乎在一切可能出现压制的地方，都能找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身影，而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中，它就是欧洲和白人。
正是基于对“认知暴力”
的这种结构性的认识，斯皮瓦克说：“当殖民话语研究仅仅集中在被殖民者的再现或殖民地问题上，它们有时就会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安全地放进过去，并且或者把过去到现在看成一条连续的线条，从而助长目前的新殖民主义知识的生产。”
[22]
斯皮瓦克认为应该在一个较为全面的框架中来进行后殖民研究。
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一书中，她从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四个方面对其前期后殖民批评进行了扩展和深化。
如果说德里达是从书写的角度来解读传统形而上学的等级压制的话，那么斯皮瓦克则是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构帝国主义的那种“自明性”
和“公理性”
原则的。
在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地理背景下，斯皮瓦克检测了西方哲学的启蒙话语，在其中，康德哲学又是一个集中代表了“自明性”
和“公理性”
的典型。
以康德对“崇高”
判断和目的论判断的分析为例，斯皮瓦克揭示了其中的逻辑以及它是如何向道德和宗教的转移的。
她认为，康德的判断一方面认识到人自身的局限，另一方面又通过理性这种补偿机制最终确立起人的中心地位，借助理性，人可以实现对自身局限的超越。
崇高感作为一种痛感宣告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但通过理性的超越和想象性“战胜”
，痛感就变成快感了。
对于世界的最终目的，人本来一无所知，但在自然万物中，只有理性的人才可能意识到“最终目的”
的问题，并且只有通过人去理解和趋近这一最终目的。
但斯皮瓦克认为康德的问题在于他所说的理性等超越现实的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我们受过文化陶冶的人所称的崇高的对象，对于粗陋的人只显得可怖……”
[23]不仅如此，“人在事实上要生存，究竟何以是必需的”
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碰巧把思考投放在新荷兰人或者是拉丁美洲岛上的居民身上，这个问题就不容易回答了”
。
也就是说，“粗陋的人”
要超越自身并消除对自然的恐惧感，要认识到自身的目的，就必须通过文化熏陶和培养才行，实际上也就是假设了“这群人缺乏理性”
这样一个前提。
斯皮瓦克指出：“这种关系在观念上的后果之一可能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帝国主义的文化任务可能永远不会真正的成功，但无论如何必须进行。”
[24]“作为指出（文化的）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的自然的讨论，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的公理。”
[25]
我们看到，通过树立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差异，文明人就有了帮助野蛮人的可能性。
但为何是“必须的”
？康德认为这是人的实践理性中的“善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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