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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
的批评观点比较起来，却对现实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本文认为，赛义德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仅仅徒有其表。
塞尔登等人的看法乃是基于赛义德批评的“实践与变革”
的方面，但是对于解构帝国文化霸权的方面，解构思维和话语理论仍旧为赛义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野和批评路径，甚至是他的整个批评的基础。
也就是说，赛义德的确是在不断的认识过程中，抛弃了后结构主义的那些“悲观”
部分，融合了其他思想资源的修正力量，但并非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最后，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次，即知识或理论的性质问题。
知识或者理论是一个从原始的、充满差异的、混沌的材料世界向上提升的过程，即它是“从生活中来”
的。
“从生活中来”
的理论也必然是一个归并和简略的过程，这是人类为了把握世界而发明的一项简略技术，所谓规律就是这项简略技术的结果。
而规律的出现，简略技术的实行都必然遵循去粗取精的舍弃原则，否则就只有继续居于历史与现实生活混沌的深渊之中。
换言之，《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著作具有的正是“从生活中来”
的理论概括性特征，这与东方学本身对亚洲、非洲或者伊斯兰的概括性再现一样，都存在某种对于差异的忽略。
问题不在于是坚持还是否定“纯粹”
知识，而在于我们在运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注意到它是如何“简略”
的，舍弃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为什么舍弃这个而不是那个，等等，也就是我们在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中，要运用差异原则去面对生活的语境。
因此，在对赛义德的批评中提出的关于是否存在“纯粹知识”
，是否可以有“真实”
的再现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脱离具体生活情景的、形而上学的“纯”
问题。
它与“上帝是否存在”
这样的纯问题一样是不会有真正的答案的。
遗憾的是，许多的批评仍旧围绕知识与方法的逻辑性之类的“纯粹性”
，甚至赛义德自己也在其“摇摆”
中透露出对这一问题的苦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旦我们脱离实践意义问题，一旦我们只是强调“逻辑正确”
和知识的“纯粹性”
，这种本质主义的悖论就会始终困扰我们，就会继续出现罗伯特·扬式的疑问：“所有形式的知识，包括《东方学》，该如何逃离《东方学》式的批评？”
[84]也就是说，只有从具体的历史情景和实践的角度，这些问题才会有意义。
赛义德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不是一个是否客观的问题，他本身就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不能避免对于东方学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再现，即不可能避免与“东方主义”
相反的“西方主义”
的视野。
因此，正如后结构主义所认识到的，所有的知识都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再现，不可能是纯粹的。
如此看来，赛义德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其中涉及的本质主义，而是对存在的本质主义倾向缺乏自觉的认识和说明，缺乏对其情境性和策略性的解释。
有的评论者认为赛义德实际上也多多少少明白自己在“再现”
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仍然坚持发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说服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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