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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表达有时候的确是精致和准确的，就像很多时候模糊的诗句比明晰的散文语言更加精确地表达了情感一样，这时候我们只能归结于情感或者生活本身的复杂性。
但是对生活的解释是一回事，对生活的态度和作为又是一回事。
语言和阐释的模糊可能是诗意的和准确的，但行为的模糊只能是来自于头脑的不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正常的人类行为总是一个有主体的“故意而为之”
的行为，哪怕是“无为而治”
，那也是主体本身“故意”
的选择。
事实上，要做到“无为”
，可能需要更加强有力的主体力量参与才行。
与此相反，对“主体”
的解构、“无主体性”
思想虽然也有强大的批判力，但是如果脱离其西方文化批判的具体环境、脱离赛义德所讲的批评的“世俗性”
，片面地强调对主体的解构，那无异于对人类本身的解构，也是对人类行为力量的解构。
后结构主义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难题，它发挥了解构的摧毁力，却无法真正地提供替代性办法。
以至于德里达最终不得不告诉人们，解构本身也只能当成一种策略，一种对真理和权威的质询方式来对待，而不能把它看成某种新形式的权威知识。
换句话说，后结构主义意识到了知识与权力，“真理”
与“再现”
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的这一发现从否定的方面戳穿了“真理”
的谎言和纯粹知识的客观性和永恒性的外衣，使一切压制性的权威显形，但是却不能策略性地运用这一发现，使文化政治回到现实，发挥其应当有的肯定性力量。
与此相反，真正有力的解构是替代性的建构。
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本质主义和人本主义，即它必须从力量的聚合、对比，以及这一力量明确的主体性角度来搭建话语的连续性，促成具有实践意义的现实行为，而不是赛义德所反对的无主体的文本游戏，追求无现实指向的思想快感。
这一点，正如斯皮瓦克在德里达批评马克思的本质主义之后所意识到的，马克思对“阶级”
、“价值”
、“资本”
等进行的概念化，目的并不是要成就某种普遍性的真理，“无产阶级”
的提出不如说是为了最终消除任何阶级。
马克思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用辩证的否定思想瓦解了资本主义表面价值观念的同一性，“用实践的杠杆撬开并质疑了‘哲学的’公正和精确”
，从而使劳动力遭受剥削的情况显现出来；但同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克思使用了传统哲学的方式，即本质主义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前提。
他是“以一种策略的而不是纯哲学的方式，勾勒了对金钱权力的斗争”
。
[82]
因此，如果从斯皮瓦克所说的“策略性的本质主义”
角度来看，赛义德在非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的摇摆与其说是一种矛盾，毋宁说是一种矛盾的解决。
或者说，从他的世俗性批判立场、现实政治指向出发，赛义德必然会涉及他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策略性观念，从而弥补后结构主义内在和深层的怀疑主义及悲观主义问题。
这意味着，赛义德只要强调宏观的实践意义，就不可能一以贯之地坚持福柯的理论，更不可能是德里达的信徒。
这样来看，罗伯特·扬和塞尔登的眼光是准确的，罗伯特·扬认为赛义德的批评与福柯话语理论只有松散的联系，而塞尔登同样认为，“虽然赛义德后来著作中强烈的解构主义调子有助于解答人们对他的批评，但是，解构主义本身并没有为赛义德希望看到的那类政治实践和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事实上，赛义德主要倾向从来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一般所谓的解构论的”
。
[83]这也许可以解释赛义德为何在纯粹知识所要求的逻辑上矛盾重重，但是与那些“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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