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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霸权”
概念都包含了异质性问题，无论使用哪种理论模式，都不影响赛义德对殖民话语的“异质性”
进行考察，因此可以认为，赛义德的本质主义问题并不一定与这两位理论家有直接的关系。
这样一来，本文留下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进行大致说明，一个是福柯和葛兰西的理论是如何结合在赛义德的文本中的；一个是赛义德的本质主义来自于何处，尤其是在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背景之下。
先谈第一个问题。
本文认为，赛义德的本质主义与其说是由葛兰西和福柯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不如说是赛义德对以福柯为主的后结构主义进行批判的结果，而他使用的批判“武器”
就是葛兰西的“霸权”
理论。
因为，福柯的话语理论虽然对赛义德的启发作用是很大的，提供了理解作为知识的东方学的坐标，但是福柯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其权力的“无主体性”
，而“无主体性”
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后果就是在实践上缺乏行为力量，因此最终是脱离现实斗争的。
赛义德明确地批评到，福柯“低估了历史中的刺激性力量，诸如利润、野心、理想和对权力的纯粹热爱。”
“对于那些纷涌的运动，革命、反霸权斗争或者历史关键点，甚至连一点名义上的支持也没有”
。
[80]齐泽克更加严厉地批评道：“福柯从来都不厌其烦地重述权力如何从下面构成其自身……然而，当他被迫展示这种显露的具体机制的时候，福柯采取极端不可信的复杂修辞，引起横向连接的复杂网络，左右、上下……清清楚楚一个东拼西凑的例证，因为人们永远也不能这样到达权力——将微观过程与权力幽灵分开的深渊依然处于未连接状态。”
[8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都是后结构主义的“无主体性”
以及“非连续性”
主张造成的必然结果。
虽然，后结构主义在还原历史复杂性问题上的确很富有启发性，但是，如果完全把历史的动力还原为一个隐藏的结构，忽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顺从和反抗，也就不存在霸权和对霸权的批判，因为一切都已经被“结构”
所规定好了，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动地顺应历史。
正是如此，葛兰西对赛义德才显现出更加重要的意义，这与他一直强调的“批评的世俗性”
是紧密相关的。
这个问题我们在文章前面分析赛义德的方法论时已谈及。
需要简单补充的是，赛义德对葛兰西的理论借用，一方面给予了“微观权力”
以物质和现实地基础，另一方面给予了这种“权力”
以一个明确的主体，即帝国主义。
正如马克思把“资本”
的主体明确为“资产阶级”
一样。
与此相应，就有必要在重视福柯“微观权力”
的同时，对宏观权力的分析进行补充，同时把这两种权力形式在同一个主体形式下统一起来。
也就是说，问题的实质不是是否存在“真实的”
东方以及东方学家是否忠实的反映了东方，甚至也不是殖民话语内部是否存在各种复杂的抵制帝国主义的情形，赛义德实际上说得很清楚，问题在于帝国文化各种形式形成的是一个大合唱，其主题就是殖民主义实践。
其中节奏有快有慢，音调有高有低，甚至有空白和沉默，但这并不影响各种形式最终汇流成统一的主题。
对于主体性和渗透着主体意图的“主题”
的注重，使得赛义德必然回到人本主义的立场，可能也正是葛兰西在赛义德文本中的作用，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中的本质主义来源问题，并非必然与葛兰西存在联系。
那么赛义德的本质主义究竟来源于何处？某种意义上说，福柯的问题也是整个后结构主义具有的问题，那就是它在具有强烈的批判能量的同时，也因为“无主体性”
的思想而瓦解了自身的根基，以至于在行文时，在表达自己的判断时不得不躲躲闪闪，像德里达一样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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