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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赛义德存在的内在矛盾，几乎所有对其进行的批评，包括对福柯和葛兰西的方法论矛盾的揭示，最终都主要针对赛义德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本质主义思维。
例如，依据波特、德里克以及吉尔伯特等人的看法，东方学内部情况复杂，西方对于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反映各不同，而在赛义德的激烈批评下，无辜者甚多。
再者，依据霍米·巴巴、阿赫默德等人的看法，赛义德遗忘了各种形式的抵抗情形，把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看成铁板一块。
[77]相反，对于“非本质主义”
和“差异”
观念，批评者则是一致赞同的，或者说，他们都十分赞同赛义德关于“历史情景”
，“话语的物质形态”
，“批评的世俗性”
等看法以及他的相关分析。
如果赛义德的问题确实主要在于“本质主义”
，那么，福柯和葛兰西的区别会是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之间的区别吗？或者说，赛义德的本质主义究竟是福柯还是葛兰西影响的结果，抑或是两者共同造就的？在批评者的分析中，都没有清楚的说明。
福柯的话语理论和系谱学分析方法强调非连续性，强调断裂和无主体性，固然是非本质主义的，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也并非就是本质主义的，如波特提到的，葛兰西“霸权”
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总是意味着历史的过程，并以雷蒙·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对“霸权”
进行的阐释来进行佐证。
威廉斯认为，“霸权”
的鲜明特征就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上层建筑”
，而是“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实践意识形式，看成生活整体在结果上的饱和状态。
这一生活过程不只是政治经济活动，也不仅是明确的社会行为，而且也是生活中的认同与关系的物质形态整体”
，是包括“我们的感觉和力量分配，以及对我们自身和世界的成型的感受”
在内的“整个生活”
，以及在此之上的“实践和期望的整体”
。
它“既不是系统也不是结构，而是伴随不断变化的特定压力与限制、已经得到领会的经验、关系和行为的综合体”
。
并且不断地得到“更新、再造、捍卫、改变，受到各种外来压力的挑战”
。
[78]这些论述表明，“霸权”
理论也具有还原生活复杂性的非本质的特征。
从以上分析来看，赛义德的本质主义很难说与这两者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赛义德与这两位理论家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实际上，赛义德并非没有注意“复杂性”
问题，吉尔伯特指出，认为赛义德对东方主义内部存在的抵抗和挑战没有任何的关注，那是一种误导，许多批评家也忽略了赛义德所谈到的殖民话语内部的差异，比如英国的和法国的东方主义就有所不同。
[79]实际上，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这种关注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是十分明确的。
因此，吉尔伯特说赛义德有时承认殖民话语的“异质性”
，有时又坚持认为它具有“一贯性”
，其看法呈现出一种“摇摆不定”
的状况。
那么，这种“摇摆”
是来自于福柯和葛兰西之间的矛盾吗？由于“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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