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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来看，赛义德谴责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和学术研究对伊斯兰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阐释和再现方式。
力图唤起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巴勒斯坦的历史和巴勒斯坦人的形象，指出他们既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也不是与以色列抢土地的外来移民，他们本身有着回归故土的权利。
他指出，西方国家在“巴勒斯坦——以色列”
问题上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忽视巴勒斯坦人的自主要求，从而使得中东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
当然同时，赛义德也对巴勒斯坦当局和阿拉伯国家的某些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且呼吁巴以双方彼此同情对方的苦难，以和平的方式求同存异，结束没完没了的敌对历史。
赛义德的这种介入现实的勇气和良知不是偶然体现，而是一以贯之的。
在《流离失所的政治》《和平进程的终结》以及《流放的政治》等关于中东问题的大量著述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种精神。
了解赛义德的批判观念和现实背景有助于我们面对他所遭遇的各种“纯学术”
批评。
在本文看来，几乎所有这些批评，最终都大致落实在“本质主义”
与“非本质主义”
之间的辩证关系上。
首先，许多批评者认为赛义德在“真理”
和“再现”
的问题上有着难以澄清的自相矛盾之处。
或者说，赛义德在自己划定的“政治知识”
（类似于“再现知识”
）和“纯粹知识”
（类似于通常所说的“真理”
）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贯性态度。
简单说来，赛义德在《东方学》的导论中认为，那种我们看上去十分纯粹的知识，比如“莎士比亚的知识”
或者“华兹华斯的知识”
，或者说当今美国的大多数被称之为“纯学术的”
、“不带偏见的”
和超越了具体立场的知识，实际上从“实践的角度看”
，情形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并且暗示，文学研究和古典哲学研究是否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政治意义，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赛义德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想说明：“‘真正’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的（反之，具有明确政治内涵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这一为人们广泛认同的观点忽视了知识产生时所具有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景（尽管很隐秘）。”
他还举出乔姆斯基研究的关于越战和美国当时的所谓“客观”
学术之间的关系的例子来对这种关系进行说明。
也就是说，赛义德虽然没有直接的论断，但是潜在的取向还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从实践的观点和普遍联系的角度看，不可能存在这种纯粹的知识。
这样的看法被普遍认为是受到尼采“权力意志”
和福柯“知识权力”
系列观念的影响。
因此我们看到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毫不含糊地把东方学同帝国实践进行了联系。
即东方学作为一种有关东方的知识体系，是一种与殖民主义历史紧密相关的“再现性”
知识，因此不会是一种符合真正的东方实际情况的纯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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