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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因此，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文化抵抗的理路一样，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抵抗只能带来更加危险的结果。
应该说，赛义德之所以把自己称为“流亡”
作家，之所以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之中生存，与他的这种观念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然，正是这种处境，我们才更加感到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精神力量。
赛义德通过对西方学术、人文主义精神等问题的讨论，以萨缪尔·伯纳尔等人的研究为例证，依旧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文化混杂性的认识基础上进行学术抵抗和世俗批评的重要作用，贯穿其中的是一种超越民族、国界，反对一切压制形式的新人文气度。
正如他在全书结尾中说的，“生存”
事实上是关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因而更充满同情、更具体、更相对地考虑他人，是一种更难、但同时也比只考虑自己更有益的态度，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文化思维不再以人群的高下区分为基础，尤其是不能把所有涉及“我们的”
东西总是看成天下第一，意味着我们不再企图统治他人。
[64]尽管具有某种程度的乌托邦嫌疑，但还是可以说，这既是赛义德基于自身经验的深刻洞见，同时也代表了人类对于未来世界的良好愿望。
三
赛义德批评的目的最终落脚到一个现实的对象上，即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的霸权，特别是其中东政策，这也与他寻找巴勒斯坦问题的替代性叙事这一任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本文认为，从这个角度去看赛义德遭遇的批评，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更为可靠和“更富同情心”
的解释，而不是把他看成是一个拿学术做跳板的、借西方的同情而“向第一世界学术中心移动”
的学术钻营者。
同时，从现实的角度去看赛义德的工作，也会避免一些批评者的“纯学术”
逻辑。
应该说赛义德的思路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即没有纯粹的学术或者艺术，因为它们都与世俗性相关联。
一句话，它们都是具体的，不是从人的逻辑推演和艺术想象中横空出世的。
这意味着，“逻辑的正确”
也不能脱离具体语境，就如争论“上帝是否存在”
这样的问题，如果脱离现实，那将变得毫无意义且永远没有答案。
正如我们在导论中说到的，后殖民主义的目的不应该被理解为针对殖民历史研究的整容手术，而是为了从殖民历史的角度更清晰地解读现实的世界秩序，并力图为未来指出某些可供替换的形式。
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等著作中，赛义德的这种批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在《文化与体制之外的批评》一文中他说道：“批评家的本质工作就是要对理论进行抵抗，使理论向历史现实敞开，向社会、向人的需要和利益敞开，指向取自处于阐释领域之外或边际的日常生活现实的那些具体事例。”
[65]他赞同葛兰西处理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方式：文化和艺术都不是某种漂浮之物，不属于严格限定的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决定论的东西，而是与做事的复杂方式相关的广义的智性行为，涉及事情的完成，涉及力量、社会阶级、经济生产，观念、价值的传播，关系到整个世界图景。
[66]这些观念使得赛义德对当今美国的批评界深感忧虑。
他看到西方流行的左派批评脱离现实的后果，那就是在态度和思想上都很激进，就像解构主义一样，它有着推翻整个西方文化大厦的气度，但是由于其学术的“纯粹性”
，难免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扭扭捏捏，结果在建设性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
在理论中得到讨论的问题从来不落实到实践，思想、实践，甚至社会都在争论中激进化，但却不是通过行动和创造，而仅仅是通过“嘴巴”
。
[67]马克思主义在美国被学术化，仅仅是因为“文化批评”
的潮流进入美国，尤其是进入文学研究部门之中，而与激进运动关联甚少，与具体的政治斗争相隔离。
左翼的文学研究仅仅关注文本和修辞，不是去挑战和修正主流的价值观念，向制度和各种束缚宣战，反而在强化这些方面不遗余力，等等。
[68]思想的狂飙之后一切依旧，甚至因为想象的革命快感的发泄，旧有的结构不是被动摇，反而是更加稳固了。
基于这些看法，赛义德不仅把批判矛头直接对准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帝国主义，同时也对巴勒斯坦问题及其出路表示了极大关注。
在《巴勒斯坦问题》《报道伊斯兰》等著作中，赛义德努力避开了“纯学术”
、“纯文化研究”
的弊病，直接介入现实的政治问题，力图推动和影响变革现实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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