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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这种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性质，形成了后殖民理论和批评的歧义、困境和不得不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批评。
它处于“是”
与“不是”
的中间地带，后殖民批评家既“左右不是”
，同时又“怎么都行”
，这正是斯皮瓦克所说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权利”
所在。
[61]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就可以正面接触“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批评”
这样的概念了。
本文同意这样的看法：“后殖民主义”
与“殖民主义”
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控制方式；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
，则与殖民主义批评和反殖民运动一样，是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方式。
“殖民主义”
与“殖民主义批评”
围绕的核心是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层面，而“后殖民主义”
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
围绕的则主要是文化层面。
因此，后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前后相继的时间上的线性关系，不如说是并行存在的空间上的层次关系：后殖民主义作为文化殖民，在后台配合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殖民，为其提供了基础和背景。
不过，就反抗而言，文化上的自觉反抗也的确在时间上晚于政治经济反抗。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只有在脱殖之后，尤其是在全球化境遇下，殖民主义的文化后果才得以深刻地显现出来，对这一后果的理论反思才有了可能。
所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
是脱殖后的文化反抗逻辑发展的产物。
由于在全球化状态下，政治上的独立在脱殖的终极意义上显得可疑：第三世界所承受的压制和剥削一如既往，因此，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也是反殖运动在以文化为主的领域中的继续，其结果很难说是“恢复殖民地文化”
——这种可能性也是可疑的——而更可能的是德里克等人希望达成的政治经济反抗的新阶段。
三
在本文最后，我们需要提出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判要去讨论这一事后性的文化问题？为什么这种讨论会在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否是前殖民地——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或者如有的学者质疑的那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无权利和资格去讨论和批评西方文化霸权？我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是否就应该保持沉默？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内容与殖民历史相关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前面只是讨论了殖民主义及其文化后遗症问题，而要解答以上问题却必须越出这个视界，看到后殖民主义所涉及的议题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许从后殖民主义关联的“文化后遗症”
这一事后性的角度，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和今天世界关系的实质，这也许就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替代性叙事的意义。
但是，反过来看，文化问题在殖民历史中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之所以成为重新检视殖民历史的重点对象，在于它与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之间的同谋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后殖民主义关系的文化问题背后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化上，忽视“今天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问题。
正如斯皮瓦克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研究来说，华尔特·本雅明的著名言论‘没有一种文化文献不曾经并且同时是一种野蛮主义的记录’应该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文化主义’拒绝经济全球运行，是不能把握随之而来的野蛮主义的生产的。”
[62]换句话说，文化问题揭示出的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因为民族国家的独立而结束，而仅仅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这个新阶段之所以能够开始，在于它通过殖民历史达成的前期积累的完成。
本文认为，这种积累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只不过它是世界范围内的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形成两个阶级，而是形成发达国家和依附国家两个阵营；同时，这种积累不仅仅是经济的跨国原始积累，同时也是文化的原始积累。
没有这种积累，全球化状况下的世界经济和文化秩序、西方世界优越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形象就不可能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从历史角度解释当今状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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