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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义德曾经评论道：“法侬是第一个认识到正统的民族主义走着帝国主义铺设的道路的重要反帝理论家……所以简单地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就是在重复、扩大并且制造新形式的帝国主义”
。
同时，法侬也敏锐地觉察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征服与帝国主义对真理的垄断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垄断之上，是西方文化生产的离奇神话。
[56]这个神话就是，西方人的到来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是为殖民地带来西方的文明，法侬谈道：“殖民统治所希图的整个结果实际上就是使本地人相信，殖民主义是为了给他们黑暗的生活带来光明，他们有意想得到的效果就是向本地人的头脑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这些定居者离开了，他们就会立即跌回野蛮、堕落和兽性状态。”
因此，他们要本地人下意识地相信，殖民者不是为了要本地人感恩，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亲可敬的母亲形象，而是为了不断地约束他那些执迷不悟的子孙，使他们脱离慢性自杀和放纵自己的邪恶天性。
“殖民母亲要保护他的孩子远离其自身，远离其自我，远离那些恰恰是其本性的生理、心理及其不幸遭遇。”
[57]总之，要被殖民者否定自己并学会憎恨自己的一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法侬从心理学的角度，在较深的层次上探讨了文化后遗症在殖民地人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问题中的体现。
他也使得人们在殖民历史的研究中不得不注意到文化殖民和文化反抗的重要性，以及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或者说，他使人们看到，殖民历史并不会随着民族独立而结束，因为民族主义的斗争、政治上的独立，都不能解决头脑和心理的独立问题。
正如在他的著名作品《黑皮肤，白面具》中力图说明的，黑人的反抗不是要努力重新树立自我，而是力图变成白人，这与黑格尔分析主—奴关系时说到的“奴隶最终取得自己的独立和对象化”
完全不同。
吉尔伯特认为，法侬“把心智上的混乱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关联起来，这是他对当今后殖民主义辩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58]
法侬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先驱，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系统性，它不仅仅是对一个民族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而且其背后还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支撑。
这些认识，都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殖民历史，重新认识西方文化并重塑自我意识，最终才能达到法侬所说的包括个性的各个方面在内的“总体解放”
。
实际上，这种从心理层次来进行的文化对抗方式并非法侬一个人的主张，前面我们谈到的甘地，不仅在自身的经历尤其是教育背景等问题上与法侬相似，同时也有着相似的解放思路，他们分别代表了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反抗。
一个立足于宗教意识，一个立足于哲学思想。
不过，尽管法侬和甘地这样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殖民主义中的文化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们所借重的那些西方资源也使他们变成了自己的批评的牺牲品，因为他们依旧身处自己意识到的这个悖论漩涡。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先驱，他们还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到西方文化的普适主义根基与殖民主义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
如果我们要把赛义德的《东方学》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真正起点的话，那么，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根基所进行的检测正是一个醒目的分水岭。
这种检测，没有我们前面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自检传统作为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的出场是殖民历史及其文化后果的反思与这一自检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里拉·甘地在《后殖民理论》一书中较为详细地梳理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关于人的观念，并指出了西方人道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而对人道主义的反思在后结构主义中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主题。
里拉认为，后殖民主义的确通过后结构主义在西方学术主流中取得了显在的地位，后结构主义以其实实在在的对西方文明的西方式批评刺激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
因此，后殖民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济批判范式转到了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批评，并重新检视了西方文化中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认识论对殖民地造成的具体影响和潜在意义。
福柯曾经在他的早期文章中把西方知识和理性主义的妄想清楚地等同于殖民主义的政治统治和经济霸权，而德里达在其《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中也认为；西方理性的结构是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
[59]因此我们看到，西方理论本身不是同质化的，相反，前面我们指出的那些批判理论恰恰是直接指向西方传统文化和启蒙现代性的。
马克思主义尽管也是西方理论，但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构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同谋。
与此相同，我们并不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同“高深理论”
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和谐之处，相反，他们之间恰好构成互证的关系，其共同的目标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神话或者文明进步神话。
正是如此，我们才认为，后殖民主义处于西方历史的文化反思和殖民历史的文化反抗两条线索的逻辑交汇点上。
所以罗伯特·扬指出：因为后殖民主义活跃于西方学术机构的原因，于是就把它仅仅看成一种西方的发明，这种看法过于简单。
[60]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化对抗的新阶段，它借助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才得以更深刻地看到西方文化殖民的“认知暴力”
的实施过程和运作机制，从而揭示它与民族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知识分子精英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划定文化反抗的界限、可能性和方向。
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借助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也延续了其理论的生命力，使其适应的范围越出西方世界，扩展到全球历史的水平。
当然，从反方向上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批评同时也是对前期民族主义式的文化反抗和纯粹从西方视野出发的后现代主义的否定。
并且，由于后殖民批评主体的特殊性和他们力图达到的特殊要求，这种否定最终还不得不指向批评主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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