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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英联邦文学”
研究本身反映出一个没落帝国更加隐秘的殖民心态，即在一种松散、自由的结盟和自由教育的掩盖下，力图继续维持英国的中心地位。
但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海伦·蒂芬等人指出的，即使我们有意识地通过打破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来阻止语言中潜在的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依旧存在一个问题，即英语文学传统作为标准的地位、它们体现出的价值观，仍然在文化构成、教育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机制中潜在地存在着。
[55]“英联邦文学”
研究出现的这种问题，把“黑人文化传统认同运动”
中出现的本土文化“不可回归”
的问题更加严峻地体现了出来，这就不是简单的“反抗”
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尽管20世纪英属殖民地的文化反抗到七八十年代也逐渐有了明确的目标。
尼日利亚批评家曾指出，文化上的任务就是要结束欧洲文化的一切外来支配，并系统地清除意识上的殖民色彩和奴役色彩的外壳。
但是这一目标是否能达成，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完成仍旧是难以预测的。
不过无论怎样，文学研究出现的这种有关文化“后遗症”
的难题为后来的后殖民主义提供了更加复杂和深刻的论题。
可以这样说，第三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移民到宗主国的那一部分，他们由于特殊的处境而突出地代表了殖民地人民在脱殖后所遭遇的文化后遗症，或者说，他们由于生活在前殖民地和前宗主国之间的夹缝地带，因此通过自己切身的、个人的经历而较为尖锐地体会到了文化认同的困难。
而在前殖民地本土，由于缺乏这种切身性，文化问题可能只保留在诸如文化融合之类的较为纯粹的学术讨论中。
所以，后殖民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第三世界精英群体的兴趣”
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少数人的“发明”
而忽视其代表性，可能也是有失公允的。
后殖民主义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正是这种“左右不是”
的文化“矛盾性”
或者说“混杂性”
，这并不是某种可以轻而易举地亮出的学术法宝，而恰恰是殖民历史造就的文化“后遗症”
的表现。
“矛盾性”
和“混杂性”
实际上也是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所在，它反映出通过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和第一世界的移民知识分子所折射出来的、殖民地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上的混血联系。
如果这背后没有霸权问题潜伏，那么，这种混血状况可能真的会符合自然规律，产生优良的文化成果。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现象告诉人们，这种混血状况正是殖民的成功之处，就像一个通过强暴事件而出生的后代，你可以在情感、道德、法律以及其他领域进行事后的拒绝和反抗，但都不能否定罪犯作为父亲的事实。
当然，你也不能反过来，因为他是事实上的父亲就否定其曾经的罪行。
这种两难情景究竟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理本土与西方的关系？这种文化上的殖民是如何发生的？难道仅仅是强制性的吗？这些问题，在以上谈到的黑人的“哈莱姆文艺复兴”
、“文化传统认同运动”
以及在“英联邦文学研究”
中，仍然没有从正面深入地展开。
他们使文化后遗症问题得以突出的显现，并由此产生出强烈的文化上的“自我重塑”
意识，他们力图挣脱西方文化的捆绑，回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但总的说来，这一愿望如何实现，以及由此牵涉出来的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对于西方文化是如何参与殖民历史等问题，则留给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殖民话语分析。
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奠定这一分析基础的当首推弗兰茨·法侬。
法侬首先明确地认识到了殖民地的文化反抗和它所遭遇到的悖论，意识到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控制的秘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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