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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渐进的”
，与任何体系、制度毫不相干，而且，“除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之外，任何经济的或法律的措施都不可能导致制度的民主化。”
[14]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拒绝是以批判理论来实现的，因为，立足于现实危机的批判的理论就是实践本身。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绝对的批判立场已经变成了革命本身，以至于“进步”
也是需要彻底进行批判的——“进步就发生在它结束的地方”
[15]。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为有力的批判，但也悲哀地看到，马克思认为蕴涵了自己毁灭的种子的资本主义却成功地阻碍了革命的进程，革命力量被分散，意识被同化，意志被消磨。
资本主义利用了人类追求快乐这一“爱欲”
本能，其秘密在于用“物质消费”
这一“虚假的需求”
压抑和掩盖“爱欲”
的其他需求。
因此，文化上的革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心理层次，首先把被消磨的意志重新调动出来。
[16]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幅不断遭到批判的“讽刺画”
，即使人们都认识到它出现的各种问题，但它却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前进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大众文化的反抗方式也好，否定与拒绝、爱欲的解放也好，这些理论设想并没有带来直接的批判和解放的效果，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被迫适应并习惯去欣赏这幅画面。
不管怎样，从表现形式上看，它似乎更加清晰、更加牢固。
但这一“胜利”
并不意味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启蒙学者设定的价值目标很难说取得了进展。
阶级压迫也好，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和物欲刺激也好，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调整和文化控制也好，如果单纯从对抗性的角度看问题，那就都不能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既带着残缺又一路凯歌的秘密。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重要的转折意义，它不仅继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思路，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与整个西方文化的自检传统连接了起来。
即一方面继续把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文化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文化的学术自检传统引向政治化。
本文认为，这一关键性转折主要是通过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来完成的。
如果说政治的文化化可以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
概念来代表的话，那么文化的政治化则可以用福柯的“知识权力”
概念来进行解析。
前者依循的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路线，后者则是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自检和现代性反思的一个结果。
而这种结合的关键点就是法国结构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后结构主义。
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结构主义充满争议，并与一个特定的西方历史时刻相关。
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自责、一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拒绝和一种力图寻找新模式的现代主义的焦渴。
古老的价值观不再得到尊崇。
任何在西方历史中受到压制的事物，结构主义都表现出极端的敏感。”
[17]结构主义对于压制问题的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有关。
但是结构主义本身的目的却是力图使人文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它“用语言和社会的结构、规律、符码及系统来描述社会现象，同时拒斥先前曾孕育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本主义……主体结构被视为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而被摒弃或彻底非中心化，其能动的或创造性的功能也遭到了否弃。”
[18]结构主义作为语言学转向的产物，通过科学化的方式对从笛卡儿到萨特的哲学主体概念进行了批判，而人文主义或者哲学上的主体问题所涉及的人性和理性概念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为重要的内在根据。
结构主义所涉及的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所连接的西方学术史，由于都内含着理性主体的前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都暗含了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并且通过索绪尔语言学提出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些领域中存在的压制因素被凸显了出来，或者说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
因此，结构主义的这种批判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的可能性，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的确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这种政治化趋势。
例如，阿尔都塞就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
，“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儿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做是政治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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