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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结束。
相反，苏联的解体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步步进逼，更像是标志着它的全面胜利。
而在思想上的对抗立场表明：后殖民理论排除了帝国主义的这种“和平演变”
式的殖民策略对第三世界的“拯救”
动机。
因为不管是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发展还是从“野蛮”
到“文明”
，第三世界从中得到的“恩惠”
都是以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胜利为前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世界中的“少数后殖民知识分子”
在表述身份和历史等方面所存在的困难，就仅仅是后殖民理论诞生的一个起点和契机，而不是它的核心内容。
当然，德里克的批评表现出的是他对后殖民话语的理论能量的更为急迫的期待心情，在立场上则并无冲突。
以上两个版本的总结，一个立足于问题意识，一个立足于精神内涵。
在问题意识中出现的各种分歧和批评，上文已经说道，有可能出于话语权利的争夺[5]，因此本文并不试图为后殖民主义权衡出一个稳妥的概念，而是立足于其精神内涵的一致性，对后殖民主义的内在思想逻辑进行大致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它作为对抗性批判的核心所在。
由于对西方帝国主义及西方文化的批评并非开始于后殖民主义，相反，我们倒不如说“后殖民主义”
是这一批评历史的继续和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的更新。
因此，要对何谓“后殖民主义”
的问题进行解释，不如先了解其如何出场。
本文认为，大致弄清其谱系、血统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可能是理解其本身的一种更加可靠的方式。
简单说来，后殖民主义在20世纪末走出前台可以看成是两条线索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和对这两种历史进程的批判反思的合流。
一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现代化历史及其反思，一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或大写的“东方”
）的殖民历史以及它所遭遇的抵抗。
后殖民主义在今天所遭遇的一系列困难表明，单纯从西方的逻辑线索来看待后殖民主义，就会把它当成西方“高深理论”
的话语延伸；相反，如果仅仅从前殖民地国家的反殖逻辑来看待后殖民主义，那么我们就可能无法正确解释后殖民批评主体在今天面临的身份困境，以及他们与今天的第一世界学术圈之间的关联。
一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方面。
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6]实际上，在文学领域中，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可以说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
最为激烈的批判可以说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生发出来的社会革命，即所谓“武器的批判”
。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私有制社会中并没有失去它的有效性。
但是资本主义历史在不断推进，而社会主义实践却一波三折，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这种状况，促使他们思考新的可能性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
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对社会危机的调节和干预，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分化和收编，重举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批判”
这种方式似乎已经不太可行。
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批判中，对抗性逐渐转入文化领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说，尽管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最终目的上并没有太大改变，但在具体的批判手段上却有所不同。
不过，这种改变也有一个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概念的理解，仍然具有较强的阶级斗争意义，如卢卡奇就认为历史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是由我们的行动构成。
不过，因为经济地位的分化，工人阶级要促成行动，就必须首先跳出经济决定论的狭隘视野，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的状况，造就整体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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