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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国民学校的学生在教师的领导下能够很容易地掌握语言规律，用普通的自然联想法毫无困难地记住语法上的术语，正如他们认识别的事物是用观察法来进行的那样。
这种熟悉语言概念、正确书写、分析语源和句法等最初步的技巧，是后一阶段教学中对语言现象作用的概括理解的预先准备。
我认为，在学校第一个阶段中，在语言教学方面教学过程过分语言学化了。
正如算术教学过分理论化，历史教学过分经济学化，自然教学过分生物学化一样，最后获得了抽象的性质。
后来的研究指出，学生不及格都是由教科书方面的不正确造成的。
确实，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的内容太多了。
例如在国民学校里的学生（三至五年级）在捷克语方面应该学会约800页的教材，九年级在古代史、中世纪史和捷克历史方面应当学习约500页。
毫无疑问，教材的范围对学习成绩有很大的影响，但绝不是决定性的。
许多长期研究成绩不良现象原因的苏联教育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例如在恩·克·冈察洛夫教授主编的《学校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方法》文集中，在姆·阿·达尼洛夫和阿·姆·格耳芒特的序中指出了由于教师的过错而造成学生成绩不良现象的一系列情况。
例如教师对几个落后的学生没有加以注意；或者没有及时地发现他们没有掌握基本知识，他们领会得很慢，他们没有养成必要的技巧，等等。
也就是说教师忘了应该个别对待学生，于是在班上出现了学习成绩不良的可能留级的学生。
此序的作者认为，学习成绩不良的其他原因是不合理地组织教学，对学习材料中主要的和本质的部分不够重视，进行了过多的复习及妨碍讲解和巩固新知识的过多的提问。
也有这样的情况，在课堂上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积极地参加课堂上的工作。
在语文课上主要是教师自己讲，而学生说得很少，教师留给他们很难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学生不能完成的家庭作业。
我们在苏联教师的帮助下弄清了这个问题以后，就从研究学习材料的范围和性质的问题转向综合性地分析整体原因及学校生活的全部情况。
为了充分地了解教科书、它的范围和讲解教材的方法是否适合学生的年龄，或者学习成绩不良的原因是否在于教材讲解的抽象性，我们试用综合调查的方法把假设的原因尽可能地跟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作用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就是：学生的健康情况，他们的出席率，学校跟家长之间的密切联系，儿童的一般学习成绩，他们的个别心理特点，班集体的行为，教学过程组织的特点，等等。
可以相信，综合调查有可能使研究更深入教学方法的本质，并找出成绩不良、学生负担过重和形式主义的原因，同时给各学科确定出基本的主要的教材。
我们在教学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在科学教学法杂志上刊登，例如文学、历史、捷克语文教学以及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新的杂志。
在这些刊物上面发表过的材料，例如关于科学的成就和关于历史、自然方面的一些出色的研究材料等，证明了这些杂志极愿在工作上帮助教师们。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杂志所从事的这种关于教学问题的工作是不是自发的呢？杂志的工作并没有清楚的远景和学校中各科教学问题的完整的系统。
必须在有关学校的问题上步调一致，这种必要性在不久之前讨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
这次讨论发现，科学工作者和教师的合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虽然在普通中学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
这个缺点应该纠正，那时我们杂志的工作将具有组织性、更能起作用。
现在请允许我简短地讲一讲我们工作的一般情况和它今后发展的前途，也就是谈一下我们喜欢提及的科学教育运动。
我们正在建立两个教育科学研究室，一个将设在布拉格，另一个设在布拉提斯拉瓦（现一般译为布拉迪斯拉发—编者注）。
这些研究室的中央机关刊物是《教育学》和《统一的学校》。
布拉格教育科学研究室的任务是研究普通学校的基本教材，为高等学校编写教育学和教育史的教科书。
《教育学》杂志关注的问题和研究工作任务都要求科学院、高等学校和教育研究所中的科学教育工作步调一致并集中化。
所以文化教育部部长关于必须建立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这个委员会非常可能成为常设的执行机关），我认为是正确而及时的。
国民学校的问题是由专门的、具有优秀传统的《夸美纽斯》杂志来负责，幼儿园的问题是由《学前教育》杂志来负责，高等教育问题刊载在《高等学校》杂志上。
为了各级师范学校的需要，在亚罗米尔·科彼茨基讲师的领导下，集体创作了《师范学校教育学》这本参考书，而在巴尔土什科娃的领导下集体写成了《学前儿童教育学》。
同样地，由教育研究所出版的体育的参考书总结了在教育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科兹立克博士的领导下的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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