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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勃罗留波夫深刻地懂得健康的本质。
他说：“所谓健康，不能仅仅理解为身体外表的良好状态，而应该理解为整个身体的自然的和谐的发展和它的所有机能的正常的发育成熟。”
在身体的生命活动中，他认为大脑及其与其他器官及身体各系统的相互联系是特别重要的。
皮沙列夫也十分注意保护和增强新生一代健康的问题。
根据皮沙列夫的意见，合理的营养、劳动教育、体操和教导工作的卫生对增强儿童的健康很有意义。
皮沙列夫认为观察学生的健康情况特别有意义，并且尖刻地反对不卫生的学校作业条件。
皮沙列夫是连续课堂作业的坚决反对者，因为这些作业使脊柱弯曲，易引起各种慢性病。
皮沙列夫的功绩之一是在俄国社会中宣传了卫生学的思想和它的意义。
他在1865年发表的文章《学校与生活》中说：“众所周知，优秀的现代医师……认为……聪明人的一切努力不是像修缮和填补破漏的船只那样来填补自己的身体，而是为自己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身体可以尽少地处于涣散的状态，因而，也就可以尽少地去修理它。
卫生学，或者对保护健康所必需的条件的研究工作，目前在每个动脑筋和通情达理的人的眼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经济的各种各样的部门也愈来愈不可能完全忽视卫生学了。”
在俄国学校卫生学的发展上，著名的外科医师和教育家尼·伊·皮洛戈夫（1810—1881）起了巨大的作用。
他兼具医师的学问和教育家的职务。
皮洛戈夫早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是基辅和敖得萨学区的教育工作领导者，他就使教导工作体系纳入了学校卫生学的基础。
他很有远见地证明，未来将属于预防医学。
皮洛戈夫提出了要使教学和教育的方式严格按照个别对待的原则，并且要使它们跟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的本质相适应。
他认为必须郑重地研究儿童和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并且为教师提出了要经常关心学生健康的要求。
在19世纪的前25年内，许多中学都有了医师。
在皮洛戈夫领导下的中学更加强了医疗工作，皮洛戈夫认为，校医，特别是在寄宿学校里工作的医师，应该是医师兼教育者。
他在自己的文章《论医师兼教育者》里说：“我想，在寄宿学校的教育职务里，没有任何人能有跟医师一样的权利……寄宿学校里的医师能够同时成为学生的道德方面的良好的监督者，又是高年级医学科学百科知识（实际上是卫生学）的教师，又是中学医务室的医师。”
伟大的俄国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1824—1870）指出了生理学和卫生学在儿童教学和教育事业中的巨大意义。
例如，他说：“我们相信，教育一旦完成，可以使人们的力量—体力、脑力和道德力—的限度扩展得更远。”
乌申斯基认为卫生因素对心理活动有特别的作用。
乌申斯基关于这个问题曾说过如下一段话：“一个人越健康，他的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越良好，生活机能的活动越快、越正常，那么，从这方面培养愉快情感也会越顺利……大家都知道，身体活动，特别在阳光照射下和新鲜空气中的活动能减少精神上的颓丧情绪。”
乌申斯基对体操评价很高。
关于体操他这样说：“体操作为能合适地改变身体的各种随意活动的体系来说还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就很难看出它的可能性的限度。
体操不仅对增强身体和促使某种器官的发展有影响，而且对预防疾病甚至对于治疗疾病也有影响。
我们想，不久的将来，体操甚至也将成为严重的内科疾病的有力治疗手段。”
乌申斯基不是医师，尽管如此，他在体操方面的话是有先见之明的。
根据以上简要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优秀代表人物曾提出并且曾企图解决（或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学校卫生学上的问题。
19世纪，在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微生物学发展的同时，普通卫生学和学校卫生学开始发展了。
19世纪，学校卫生学获得了科学的基础，学校卫生问题的研究成为卫生学专家的工作。
1813年出版了莫斯科“贵族寄宿学校”
医师弗·德·卡拉多维奇的作品《论保护健康或卫生学简要规则》，1829年军事教育机关的主治医师耶·恩·斯美耳斯基的作品《青年营养学或儿童教育时期保护健康的科学》，以及1843年至1845年克·伊·格鲁姆-格尔日马洛的三卷集《教育和保护儿童健康指南》。
发展学校卫生学特别巨大的功绩要属于俄国科学家、卫生学家兼儿科学家斯·弗·霍托维茨基（1794—1885），他是两本优秀作品《神学校国民医学指导》（1836）和《儿科学》（1847）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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