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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列举包括在这部作品中的问题就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关于儿童和少年卫生问题的提出十分全面。
同时，这些问题已经在当时就按年龄的分期被叙述了。
学校卫生，特别是儿童卫生的问题在18世纪后半期在俄国科学家和医师们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反映。
卓越的科学家、莫斯科大学的第一位俄国医学教授斯·格·崔勃林（1736—1802）的著作在儿童卫生思想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他写了一系列的卫生著作：《论穿着过分暖热的害处》（1773），《论从婴儿期开始在体格发展上进行有益于社会人口繁荣的正确教育》（1775），《论人口增涨缓慢的重要原因—在幼儿出生最初几个月内给以恶劣的食物—及其预防方法》（1780），等等。
革命启蒙者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在俄国儿童卫生学发展中有巨大的作用。
在另一位革命启蒙者纳·伊·诺维柯夫（1744—1818）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儿童卫生学的思想被表述在《莫斯科新闻附件》（1783）中。
拉吉舍夫和诺维柯夫的卫生学思想对进步的俄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并促进了俄国学校卫生在以后的发展。
18世纪后半期在俄国不仅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医学和卫生问题的书籍，并且出现了一系列有关新生一代教育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也反映了卫生问题。
例如，在教学参考书《论人和公民的职责，俄罗斯帝国城市国民学校必读书籍》（到1791年出了第五版）中叙述了卫生问题（第二部分《保护身体》的第一章《论健康》、第二章《论体面》）。
在18世纪，学校卫生学的问题不只是在俄国，而且在西欧也有所发展。
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卢梭在自己的著作《爱弥儿》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有关卫生方面的有趣的思想。
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教育著作中也有关于卫生问题的论述。
爱尔维修（1715—1771）认为儿童身体必和他的智力同时发展。
狄德罗（1713—1784）特别叙述了儿童脑力劳动的卫生。
法国革命时，国民教育的草案非常注意学校卫生，特别明确地提出根据儿童居住的地区分配学校位置的问题，以及提出必须在学校中设立专门的校医的问题。
值得指出，在1794年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心学校教学计划草案中，卫生学是教学科目之一。
众所周知，所有这些进步的草案最终未能实现。
应该讲到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746—1827）关于卫生和卫生教育的观点，这些观点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以及其他作品中，裴斯泰洛齐提出了在分配儿童座位的时候要遵守一定规则，要根据儿童的年龄、学习卫生、儿童个人卫生、预防传染病、在学校房舍内空气良好的情况等来考虑儿童的力量—这些就是在裴斯泰洛齐作品中阐述过的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学校卫生学的思想从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并被视作教导工作的必要部分。
当时的先进人士已经认识到教师进行卫生教育的必要性，部分地区已把卫生学列入师范学校教学计划。
19世纪，受困于封建农奴制度、不平等制度及剥削枷锁的俄国，学校卫生问题成为当时一些著名的先进人士如别林斯基（1811—1848）、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皮沙列夫（1840—1868）等的宣传对象。
别林斯基说：“智力的发展和知识的获得是跟健康的发展和身体的强壮相伴并进的。”
他指出全面教育的必要性，他说：“要对儿童讲解关于整齐和外部清洁……”
教养好的儿童是身体健康、柔软和敏捷的。
别林斯基认为，儿童过度的和过早的发育是有害的，因为“它有害于健康—一切生活幸福中最宝贵的东西”
。
与此同时，他认为单一的身体发育而损害理性发育是不能容许的。
别林斯基特别注意儿童和少年正确的生活制度、营养、睡眠和游戏。
车尔尼雪夫斯基谈论儿童体育问题时，强调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的相互依存性。
他认为，身体操练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是特别重要的。
他在萨拉托夫中学当教员时，很关心学生讲求卫生。
杜勃罗留波夫指出：“身体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反映到他们的脑中。”
因此他对增强成长着的身体的健康予以很大的注意，并指出了作为增强身体的方法的体操和体力劳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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