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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和性质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个别成员国,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具体条件和任务而变化。
由于想从理论上来说明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可能性和途径,许多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产生了,其中包括社会批评教育学。
社会批评教育学鼓吹新的社会关系,鼓吹通过改良的途径使所有人的教育和发展机会均等。
社会批评教育学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权威的学校制度中最薄弱的方面,即教育机会不均等,学校中缺少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压制儿童的意志、创造性和兴趣,学校和家庭中有残酷的惩罚,以及学校改革的模式,同时企图加速教育理论适应当代条件的进程,更有效地反对马列主义教育学和社会主义学校实践。
而且,社会批评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妄图从“普遍理性”
的立场充当“普遍的人道和公正”
的喉舌的角色,有时甚至蛊惑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
尽管批评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社会和政治因素在教育中的作用,但它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不超出资产阶级的个体化教育学的范围,把教育说成是发展“自我判断”
“解放”
“独立性”
“创造性思想”
“政治上成熟性”
“批判性意识”
的能力等。
这种以儿童自由发展的思想为基础的解放教育被认为是建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
社会批评教育学认为政治教育是进行这种教育的最重要的途径,通过它,人应当“认识对自己有益的真理”
,“学会从普遍理性的立场合理地改进社会”
。
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们追随社会批评的流派。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代表们(克·莫伦豪尔、弗·克拉夫基、格布兰克尔茨等)强调每个人只有通过发展他的批评性意识才能获得解放,坚决摒弃用革命的途径改造社会,摒弃马列主义教育学,指责它轻视个人的培养,用集体压个人,把个人溶化在集体中,不能完成人的全面发展的任务。
这样一些教育家,如阿·斯·内尔(英国)、伊·伊利希(美国)、普·弗雷尔(巴西)、伊·贝克,赫·盖姆、弗·亨利、姆·克莱蒙斯、格缪勒、姆·福格尔等人,以及所谓佐林根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倡议小组的支持者们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改革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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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内尔(1883—1967)是以20世纪20年代学校改革的思想、弗洛伊德和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空想观点的心理分析为基础的。
他否认纪律和权威,主张达到“绝对的自由、公正、平等和情谊”
。
内尔批评资本主义世界现有的教学和教育制度及其权威性,以及教学组织、内容和方法的生硬规定。
鼓吹儿童的自然发展,学校应适应儿童的兴趣,为他们在人间创造幸福,消灭人们之间的仇恨。
与此同时他把培养个人、个人主义、获得个人幸福与马列主义培养集体和集体主义的理论尖锐地对立起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反权威教育学的代表们对国内的教育制度做了尖锐的批评,但没有提出对它进行彻底改变的要求。
他们建议通过批判的学校和政治意识的发展来解放社会,以此消除学校的危机。
这种宣称为“政治斗争的理论和实践”
的解放教育,其基础是儿童自由发展的思想、教师和学生的具体经验。
在教育学中拒绝权威意味着取消权威教育的一切原则和传统——纪律性的措施、惩罚、评价、考试等。
但是,解放教育的思想家们走得更远,他们建议取消教育学本身。
个别较进步的代表们看到了解放教育的理论的空想性和反动性。
赫·盖姆在《资产阶级教育学的贫困》(1972)一书中批评资产阶级教育学:它的保守主义落后于当代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以个人主义方向、技术至上的观点看待教学和教育问题,使年青一代的教育服从现有的国家垄断制度的利益,把教育变为工业领域,企图利用教育扩大利润。
盖姆认为,资产阶级教育学想适应现代条件的意图是“虚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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