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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使教育学非意识形态化，使它具有独立性。
有些资产阶级教育学理论家断言，教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在过去已经解决了，现在没有必要重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康南特）。
另一些人则否认哲学对教育学理论的意义，认为教育理论应当取消思想意识的方向性，它只要和自然科学看齐，就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
因此，企图仅从教学和教育过程引出教育学标准的实验教育学的基本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
资产阶级思想家宣称“任何意识形态完结了”
，企图使人们相信，在当代世界，解决教育问题不应当受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企图“冲掉”
社会主义社会中教学和教育理论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找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教育制度的原则、实现学校综合技术化的原则、解决教学和教育问题的方法这些方面的共同点（弗·米特尔、奥·安瓦利尔、赫·福格特等）。
这个理论的极右分子公开提出，由于思想家和“技术至上论者”
之间的冲突，马列主义教育学不可避免要受到“消耗”
，并希望用思想破坏的途径从内部“炸毁”
它。
在某些情况下，教育学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反映出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抗议，后者不能合理解决年青一代的教学和教育问题。
但是，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响起了加强思想工作的呼声。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企业主联盟首脑组织领导人奥托·阿·弗里德里克就说到“意识形态化的复兴时代”
，必须“对时间的要求做出新的回答”
。
他们公开强调转向加强帝国主义学校政策的思想基础。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教育中的成就、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破产，这些都加深了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危机并迫使它的思想家们修改教育理论。
有关人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流行的理论是个人的社会化理论：个人积极参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使个人适应现存的社会制度，即把受教育者引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和道德的标准、原则和信念中去；根据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来训练他扮演社会的角色。
在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学中，对社会化过程没有统一的理解。
兰顿（美国）给社会化下的定义是“掌握相应社会集团和社会的关系体系和行为标准的过程”
；顿诺兹（英国）把社会化看作是“研究自己社会的物质、风俗、生活方式”
的过程；尔·达伦多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谈到必须根据每个人在社会中占有的“社会地位”
训练他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
；等等。
但大多数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共同点是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把研究“社会角色”
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的特点分开，不承认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个人的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角色”
的理论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与冲突的理论和引导学生进入当代劳动世界的理论联系紧密。
帝国主义的西欧整体化也反映在教育学领域，其中包括欧洲教育的理论。
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从道德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培养西欧的，首先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青年用一切斗争手段反对共产主义。
“欧洲教育”
否认阶级斗争，把有关空想的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在“超国家”
范围内伙伴友好相处的社会的概念强加给青年（欧洲是没有民族界限的“超国家生活”
的理想）。
“欧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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