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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幻想”
。
但是盖姆观点有局限性，有内部的自相矛盾，有时从修正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
流派的立场解决教学和教育问题，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教育思想发展的新途径的探索得不到结果。
《学会生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一书中这样来阐述广泛流行的“教育学的个体化”
这个名词：“现代教育学重视个人，重视他的能力，他的智力结构，他的兴趣、动机和愿望。
教育学在这个意义上是个体化了。
它认为班组或个人的教育基质起主要作用。
根据这个观点，不论教师起了多大的作用，都不再是唯一的积极主动的人物。
学生自己，这个受教育的个人，在他自己的教育中日益成为积极主动的人物。”
电视、广播、电影、卫星和其他技术手段应当促使个体化的、班组的教育学发展，并更多地被运用到教育过程中去，就如人类工程学（反映并研究当代世界中人和机器的关系的科学）是沟通人和机器的系统的工艺学一样。
这样一些思想，如无学校的社会，自学、“无墙”
学校和“无墙”
大学的自修，使学生成为自我教育中心，远不是新的思想。
这些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早已熟悉的观点不过是穿上了时装并有了一个新名称。
实质上，这是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观点和儿童中心论原则在当代的变种。
但是，这个“新流派”
的现代资产阶级代表们大大超过了约翰·杜威，后者并未要求破坏作为社会设施的学校。
与伊利希不同，“新左翼分子”
（其中大部分受法兰克福学派[29]的哲学、各种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左倾思想的影响）蛊惑性地宣称，他们愿意更紧密地联系青年和工人阶级，并借助学校准备社会、政治和精神上的变革。
如佐林根市教育界的倡议小组制定了工人子女学校的方案—学校合作社（方案公布于1972年，标题是“没有阶级障碍的学校”
），作为对现有学校制度的否定。
学校的佐林根模式倡议者们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学校和社会教学的反人道实质，但他们的学校大纲脱离现实条件，它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批评教育学事实上对所有的教育基本问题都做了批评性的分析，如教学和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组织形式和方法，学校教育制度，等等。
但是，社会批评教育学的代表们的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立场、他们观点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解释教育和社会问题。
他们把教育看成是个人和社会的解放和民主化的最重要手段，他们要求先解放个人，然后解放社会。
他们使教学和教育问题服从于解放的思想，不去解决教育问题本身，而以社会政治问题代替教育问题。
他们企图用趋同思想构成一个解决全人类的教育和发展问题的普遍途径，他们鼓吹“解除”
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思想“武装”
。
近年来，解放的教育思想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学校政策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日益明显地相互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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