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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康南特的说法，学校的目的是建立坚强的、阶级差别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国家。
康南特建议按下列原则安排教学计划和大纲：教学时数的一半用于普通教育科目，一半用于选修课。
根据资产阶级心理学的资料，天资聪明的学生占总数的15%，而最聪明的占3%。
他建议为这15%和3%的学生制定一种充实而宽广的教学大纲，并对知识提出高度的要求，使其他85%没有才能的学生甚至没有选学复杂的学术性选修[25]课程的愿望。
在一切与组织学校教学过程有关的方案和建议中，可以看到极端个体化[26]教学的倾向，即采用选择性原则按儿童的兴趣组成灵活的小组，自由选择学习和自学的题目和范围，等等。
虽然形式上“新”
方案不引用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观点，但它们实质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所有主要思想的复杂交错和进一步发展。
教育学中的社会学派
教育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用了赫伯特·斯宾塞和艾米尔·杜克凯姆（1858—1917）关于教育的社会学说。
教育社会学的目的在于调和阶级利益，建立社会“和谐”
。
在学校中就给孩子灌输国家统一、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思想；每一个人应当完成社会上指定给他的任务，不同阶级在物质和精神条件上的不平等对社会平衡来说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每个社会都需要有领导者和执行者，阶级矛盾在民族统一的基础上可以消除。
在当代条件下，资产阶级正统教育理论的许多观点遭到资产阶级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批评。
因此可以看出有对传统概念做某些变更和修改，除去资产阶级教育学理论中最薄弱和易受攻击之点的倾向，以便使整个教育和教学制度从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种从属的最终目的是对个人的操纵，即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寻求使教育制度服从垄断资产阶级社会的新需求，探索培养忠诚公民的途径、手段和方法。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学校和校外教育制度，对培养年青一代能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对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学生的政治教育的影响加强了，出现了教育科学政治化。
教育学与资本主义的总体联系成一体，并成为稳定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思想工具。
所有这一切促使资产阶级教育学社会学化，并大大扩大了对教学和教育问题进行的具体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教育学的社会学观点逐步吸取了许多哲学和心理教育流派的思想。
分析教育的社会学理论表明了现阶段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观点，并证实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教育学的危机在继续深化。
建立专门的机构和协会——美国社会学协会中的教育社会学部（1960），在美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的科研机构和综合大学里设立研究部和实验室，出版专门的杂志《教育社会学》（美国），等等，说明了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学中社会学派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
教育学中的社会学派大大扩大了自己的范围，教育问题、教育状况和社会生产效率之间的规律和联系成为各国大规模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
教育学中的社会学派探讨并确定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探索实现这些要求的最适宜的途径；研究社会因素对教育的作用以及教学和教育实践对社会进程、对教育经济效果的反作用；研究实现所谓教育“机会均等”
的途径，教育与社会层次[27]的联系及“智力才能”
或“学术才能”
的问题；发现和教育天才和有才能的儿童，把各社会阶层的儿童分入各种类型的学校；研究社会环境对学生在学校中成绩的影响，在院子里、街上、企业中自发形成儿童集体的条件，其类型、活动内容、生活准则及掌握这个教育因素的可能性；研究选择职业的问题及青年就业等问题。
这个学派特别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
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社会作用”
的概念占有中心地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在《人类社会学》一书中写道：“一定立场的人所特有的一定行为符合他的立场，一定的社会作用符合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一个人是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所创作的剧本中的角色。
随着地位的变化，社会给他们新的作用。”
教育科学面临的任务是帮助个人在社会发展的相应阶段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立场。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转而注意社会因素对学校、对年青一代的教育的作用问题，注意教育和教学实践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问题，这促使产生了有关改革学校及其教学教育方法，有关学校与其他社会设施的联系（学校与生产、学校与社团、学校与都市集中化、学校与欧洲共同体、学校与阶级斗争、学校与民族、学校与劳动青年的社会化、学校与各种社会集团对它的影响、学校与“冲突”
理论等）的教育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教育学吹嘘帝国主义时期以前的往事，吹嘘“西方的”
传统，企图引导青年脱离现实，不去思考前不久的事情，脱离民主改革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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