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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是再无别人可以依赖的了，归根结蒂还是只有母亲呵！
这样，我只得同意。
十月中旬她就带着那个女佣人乘船先回湖南去了。
亲爱的妈妈，你一定要回来！
我们何时再相见呢？
十一月初，冯达检查身体，医生说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卧床平躺休息，还要吃有营养的食品。
那时治肺病没有什么有效的药，只是用钙片把病灶包围起来，让结核区逐渐缩小。
这样，他请假在家，一天到晚无声地躺着，很想回老家广东去，但又说不愿在此时此境留下我独自受困。
我却打算从此分手，带着孩子回湖南去。
可是，三三年国民党不准我自由回湖南，现在又怎会放虎归山？如果提出来被拒绝，那就不如仍然暂时不提。
可是这日子怎么过？麟儿思亲，整天怀念刚离去的祖母；婴儿缺奶，日夜不断地啼哭。
我自己向来是天涯游子，从来没有操过家务。
现在困住囚笼，一天到晚衣食住行，叫我怎样安排？再求我母亲出来，一时是不可能的。
冯达已经垮了，对我也是负担。
他认为他在国民党人的眼里是一个小人物，无足轻重。
既然病成这样，就可以释放回家，顶多再由家里具一个铺保了结。
可是他总是表白，自己光身一人走了，把我和孩子扔在这里受罪，心里觉得惭愧，只好拖过一段日子再说。
这时姚蓬子接受国民党给他安排的差事，到芜湖去编辑《芜湖日报》。
这报是国民党办的，他去当主编，却没有实权；他原也不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
他去，只是表明他听话，俯首帖耳跟着国民党。
因此他不愿带妻子儿女去，他每月有一百元钱，和妻儿两地生活，自然花费要多些。
我同样也感到经济的拮据。
冯达治病，要花钱，小孩雇奶妈，也要花钱；我又不会操持家务，从没有管理过家庭钱财。
这样我们两家都愿意节省开支，合伙吃饭，减少用人，日用开销都由姚蓬子老婆经营；而且他们夫妇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里，租赁了楼上的三间。
姚蓬子的妻子带着孩子住一间大些的兼吃饭。
冯达一个人住一间小些的养病。
我带孩子们住另一间。
房子很挤，但房租便宜多了，这时，我总想躲开人，越远越好。
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气好，想法要搬到城外乡下去。
恨不能一下搬到国民党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
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园。
我想隐居在这城外的陋巷，暂度时光，以后再说。
苜蓿园坐落在中山门外一个小村庄里，是左恭替我找到的。
左恭是一九二四年我在北京时认识的。
那时他同曹女士初恋，曹女士与我同在一个补习学校。
二五年春季，我几乎每天都到他家去。
我们那时都没有党派关系，都崇拜鲁迅，都渴望自由，都对将来满怀希望。
大革命失败后，不知怎么搞的，他们去了南京，我到上海，可能是我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有些不满；而他们也认为我过于骄傲，我们就疏远了。
但是左恭和我始终没有断过联系。
我们不谈政治，不触及我们或许有过的分歧，我们保持着一丝旧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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