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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需要有人帮助，便设法找了他。
他那时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已经同曹女士分居，或者也有了新的女朋友。
他愿意帮助我，便在中山门外，找到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
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像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正房后边还有两间灶屋。
我和姚蓬子两家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天搬了进去。
左恭从来没有来过我这里，我却两次去找他。
他对我的思想、打算、处境从不询问。
我对他的生活也不调查。
但我相信他不会害我，事实上他也总是愿意帮助我。
如果我还有什么事要求他，他会为我奔走的。
但自然对于我真正想做的事，他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他。
后来我们便没有来往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听到过有人谈起他，说他在抗战前就同“我们”
，同我们地下党有些联系，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他来看过我一次。
我们相对坐了一会儿，都没有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想问的事问一声。
大约觉得我们相近过，也互有了解，却长时间隔离得太远，好像雾中山水，总有点朦胧一片，须要问的太多，就又都克制住了。
后来当我回忆到一九二五年的北京西牛角胡同，以及三一年夏天他陪我去玩燕子矶，马车在行人稀少的卵石路上嗒嗒走着的情景，我曾后悔，我是应该多了解他一些的。
我们为什么谈得那样少，特别是关于我们的政治经历和思想见解。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们都不愿因为曾有过的分歧影响那脆弱的友情。
我们可能都太珍惜友情，却又因此使我们有所隔离，反而只剩下一点空虚和淡漠。
苜蓿园像荒村里的一座草庵，我奄奄一息地蛰居在这里，似乎应该打扫尘心，安心等待末日的到来，然而我心里整日翻腾，夜不能寐。
在春雨绵绵的时候，在夏蝉喧噪的炎日，我常常独自伫立在屋檐下，仰望云天，辗转思谋，下一步棋该怎样走呢？母亲终于又来了。
她是无法拒绝在困境中的女儿的请求的。
冯达病假超过半年，不能再领工薪，他是我的负担，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但我不能一下把他推掉，因为我还可以借助他。
我把他安顿在后边的灶屋住，隔离开来。
现在他的作用，只是让国民党人看来，我还是不忍弃他于不顾。
他也只表明他的无可奈何勉强陪我度过这难熬的岁月。
表面上我们还是夫妻，他的存在，还可以掩护我，让国民党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
正当我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时候，我感到我的身体无法支持。
不知为什么我每天下午发烧，时间长了，人没有一点精神，疲累不堪，我怀疑是不是我传染上了肺病。
我去医院照了片子，但没有结果。
这个医生这样说，那个医生那样说，吃了一些药，毫无效果。
就这样每天继续发烧。
我先还瞒着母亲，一人放在心里着急。
后来病越来越厉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头痛脑胀，不能平睡。
我真害怕了，我不能不担忧。
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将怎样呢？各种各样的想法，啃着我的心。
我已经受尽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好像对我倒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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