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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半个跟头，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这时在哲学上进一步与杜威彻底决裂，如对杜威的“疑问生假设——”
命题，指出行动是思想的母亲，没有行动，哪里来的疑问呢？由此明确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3.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由过去的以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正式转变为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样生活教育的内容，才能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才能真正为挽救国家危亡、为人民（他称之为劳苦大众）求自由解放作出贡献。
从前述陶夫子在当时社会活动方面，尤其是和群众一起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斗争方面（包括参加游行示威），在推行国难教育方面，都可看出陶夫子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宣传党的主张，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其他著名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一起，为革命立过大功。
曾记得国民党当时以为共产党已被破坏殆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来领导抗日运动呢？感到不可理解。
其实是国民党不懂得共产党剩下的力量虽不多，但这时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愿，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
加上有这么一批党外布尔什维克宣传党的主张，并带头站在斗争前列，这样就使当时全国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起来。
至于其后的事迹、言行，我虽未能再和陶夫子在一起，不知其详，但从各方面反映看，陶夫子和党的关系更密切了。
“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
，这是每次去和党的领导同志谈话后夫子自道的真心话。
周恩来称他是“无保留地跟随党走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确实是中肯的评价，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还必须再补说一下陶夫子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对我的教益。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指《五四运动》），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又说：“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
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我认为这段话是很深刻的，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用这段话来看陶夫子，我认为陶夫子不仅愿意而且真正做到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并且贯彻始终，老而弥坚。
那么，进一步来考察，什么叫“结合”
呢？我的体会不是指在口头上做到，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做到，这个行动应包括政治实践、工作实践、生活实践以及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做到与工农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心连心。
陶夫子提出“人民至上、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
，他首先在教育事业上、在大众诗歌上是这样说这样做的，其后在政治主张上，在参加政治活动中，也是这样说这样做的，而在思想感情和生活实践上更是处处想着人民，处处表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他的道德形象是极其高尚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新民主革命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给我最深刻的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一革命最根本的问题上，以其身教为我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这是使我终生受益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识别标准，我认为同样适用于全国解放后脱产干部的识别标准。
有人说，脱产干部与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不能照套这一识别标准。
我认为可以，因二者都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智力劳动者。
我们提倡过知识分子工农化，也提倡过工农分子知识化后。
对脱产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不用说是适用的。
即使是对工农分子，在知识化后，同样是适用的。
因为工农分子知识化后，一定要做到来自工农、回到工农，才能说明他没有忘本，没有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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